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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粤清流社 于 2013-12-13 10:0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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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知识之) B7 I$ E3 S0 l+ a3 I- J$ O
面对困扰,社工应该如何自处+ ]( L V. U( L# I,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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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面临的助人情境经常是充满矛盾的。例如,当我们看到个人被负面情绪困扰,或穷人被贫困困扰时,一方面很想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另一方面当我们采取治疗模式对情绪失常者提供辅导,采取扶贫模式对穷人实施救济时,往往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造成依赖性,问题越解决越多),这就是好心办坏事。
+ A4 R) @8 N+ N | 我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事与愿违的结果,是因为面对服务对象的困扰时社工自己却被问题解决模式给困住了。对社工而言,问题解决的思维习惯会从两方面无意识地冒出来:一是社工将自己定位为个案治疗师的角色,认定自身的存在价值就是救苦救难,因此,当眼见服务对象有精神困扰时,很自然地实施个案治疗。二是社工认定服务对象存在着客观的问题(忧郁症、贫穷等),很自然地运用专业的评估方法进行问题的因素分析或排序,然后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
" C$ m1 j1 t" `3 K2 f& Y 如果我们对上述做法不满意或感到不满足,有没有另类出路呢?
- o% D u9 E+ W9 U5 G" U, s 对我而言,上述做法只是社工的若干自处方法之一,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还是有另类出路的。下面根据自身经验谈谈面对服务对象的困扰,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 c: G0 z( q+ o' J% _( _ 我觉得要想摆脱问题解决的思维定势,社工首先应该从解决问题的思路上退后一步,在面对服务对象的困扰时先从内心的感动和感触出发,同理服务对象的现实处境。例如走进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切身感受他们痛楚,并觉察他们面对困境时的坚韧、抗争和希望等,以此激发社工的慈善情怀(希望服务对象离苦得乐,坚信他们有能力脱离苦海)和信心。我的经验表明,当自己有感动的时候,服务对象的困扰会逼迫我问一些突破性的问题(超越常识性的问题)。例如,贫困是如何形成的?服务对象怎样看待幸福生活?如果他们不觉得简朴的生活有问题是问题吗?如果他们真的贫困(生存危机)只是他们自身原因造成的吗?能不能与服务对象一起推动扶贫计划?等等。当我这样问问题时,就觉得在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因为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这本身就在突破问题的困扰,寻找到新的行动策略。
$ j: G& ]* ^/ W6 y# t- \ 有趣的是对社工来说,当我们对服务对象的处境感同身受时,当我们开始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时,一种委身和责任感便油然而生。凭借这种使命感,我们用历史学的想象力去追寻个人困扰的历史文化缘由(贫困的形成等);用人类学的想象力走进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深刻体察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进而尊重文化的差异性;用社会批判的视野分析个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个人问题的社会结构成因)。如此而为我们对个人的困扰便会持守正向的看法,深刻认识到人类所遭遇的困境和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可怕,人类面对逆境时的抗逆力才真实定义了身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在逆境中才能够真实地照见人性的光芒。 Y! p8 @3 ? w4 K( K1 h* v+ i
如此,社工就不会被先入为主的几种既定方法限制住,而是根据个人困扰的历史文化处境,创造性地探寻新的助人自助方法,以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社工价值理念。3 R! q7 H( ]! J% R* n
其次,无论社工以多么平等的姿态与刺绣小组同行,在“映秀母亲”的心目中社工是资源和知识的拥有者,她们必须以“服从”、“等待”、“迁就”,甚至“讨好”等方式与社工同行,这显然不利于自助能力建设。最后,人的意识觉醒和改变不是线性上升的,当环境发生改变时工作者和“映秀母亲”都会出现倒退。例如,当在贵州和广州同行时,工作员和“映秀母亲”都表现出积极的思维和行为,但当重返各自的生活环境时,工作员和“映秀母亲”又回复到惯常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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