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及社会工作的角色与功能

社工哥哥

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提供社会福利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门职业也得到官方正式认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想提供现代人希望得到的社会福利服务：救济穷人、提供充分的健康护理、教育及社会保障。由于实质上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社会福利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所以迄今为止，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仍被人误解成只是一种保护性术语。要了解亚洲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首先就要弄清每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福利工作方面的所作所为，弄清家庭、文化和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一）社会工作角色类型
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社会工作人员的角色及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是随着政府介人社会事务的程度不同而确定的。社会工作人员可能会被定位于向平民百姓提供服务，挨家挨户地工作，或是仅被定位于制定一些社会福利政策。社会工作者所受的教育参差不齐。在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往往缺乏专业方面的教育。这些国家中社会工作者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制定社会政策、社会行政管理及提供直接的社会服务。
在社会政策的层面来看，社会福利政策的介人经常是政府的或道义的责任，并且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都已制定社会福利计划方针政策，并有一套经过精选的社会福利援助体系。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资源，如特定的社会福利思想观念、劳工运动以及特殊的政权构架等都可能对塑造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起决定作用。
因此，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特点都很明显：
首先，社会救济的原则只为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提供保障，并且在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数量方面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而定。
其次，在韩国和台湾，社会福利政策是以提供社会福利给儿童、老人、残疾人和穷人为目标的，而在香港和新加坡，社会福利政策则更着重于解决公共住宅、提供医疗护理、改善劳工福利和照顾护理老人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在所有的这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所制定的社会福利政策仍只是初步的，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缺乏制度性的框架结构。
社会福利行政管理权力下放，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相当普遍。
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像香港那样根据本地特点下放权力；
另一种是像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那样，在中央政府控制的框架内，把权力下放到低层的组织机构单位。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社会工作者的行政管理功能集中在制定计划和管理涉及到政府和经济方面的慈善机构的社会福利服务事业，以及有关调拨分配国家资源满足社会需要方面的事务。但从影响国家社会福利发展的政府的和经济方面的因素等更为广泛的背景来看，社会事务行政管理直接与社会工作行业联系在一块是有利于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
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要求公民依法完成义务教育，给公民提供住房、社会保障、儿童福利、健康护理和心理健康社会服务。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服务部门大体上在扮演一种“指手画脚者”的角色。
与其说它们是成了提供直接服务的机构，还不如说它们只是起了资助和协调非官方的社会福利服务组织的工作的作用。
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社会工作者分属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系统。如社会服务机构。公共援助组织、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不良行为惩治与缓刑机构、家庭福利服务机构、老人服务机构以及康复中心。
例如在台湾，大部分社会工作人员被分配到地方社会服务部门。由于只对本地理区域的人口负责，而忽略了根据条例法规所应承担的社会工作任务，从而妨碍了具有享有社会福利服务资格的人员利用社会服务。
另外，比如香港，虽然也能得到政府社会福利部门的资助，但大部分直接的社会工作服务都是由社会工作志愿者机构提供，包括家庭服务、儿童看护服务、康复服务。老人服务以及一些社区发展规划事业。可以说香港的社会工作志愿者服务机构是独一无二的。
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工作者现已明确意识到了家庭和社区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已着手发展社团工作及社区社会工作，以确保接受服务者能充分利用社会福利设施。由于现有社会工作者与其雇主之间的关系限制了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所以他们现正努力试图改变现存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大部分的社会事务中，社会工作者在公共部门的支持下开展工作，并期望通过他们来实施政府当局的政策，不希望社会工作人员参与到反对政府政策的政治性活动中去。此外，由于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变化，使家庭和社区正越来越少地关注他们之中的其他成员，因此，社会工作人员要处理的社会工作事务太多，不能完全满足顾客的需求。 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人口的逐渐老龄化（新加坡有7％的人口超过 60岁，香港达到了11％），并且对于老龄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尽管从传统的观点看照顾好老人是每个家庭的光荣义务，但失去了照顾自己能力的单独生活的老年人数量却日渐增长。 家庭中的另外一些变化也值得注意，如这些年老年人离婚率惊人的上升。另外，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1988年，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中的劳工的三分之一由妇女所构成；台湾统计：1991；联合国：1990）。这两个变化对家庭还产生了另外的一些问题。对社会福利服务机构来说，这些问题就是涉及到儿童的看护与安置以及照顾护理老人等事务，而照顾护理儿童和老人传统上都是由妇女来承担。
（二）社会工作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40年里，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工作都集中在增长经济和改革政治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损害了社会的发展。在追求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只是作为“遗留”问题予以对待，并不受重视。
同样，这些国家或地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制定通过绝大部分的社会福利法案，结果促成了一种几乎难以理解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的迅速增加，范围包括从大规模的紧急社会救济项目到个人护理项目。但对于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来说，家庭仍然承担了大部分的照顾老人和儿童的社会事务，加强这种家庭承担社会义务的支撑体系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包括支助大家庭，发展朋友间、邻居之间的互助关系。但是，一份关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查报告指出：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制定全面的家庭社会福利政策及计划方案，来支持建立家庭内部、朋友之间、邻居之间提供社会服务的体系。 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工作者仍继续集中在个体问题的解决上。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主要集中在改善社会状况，保持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等有关问题方面。它们仍只注重发展各自独特的社会服务事业，包括像新加坡提供住房保证计划，像香港发展政府——志愿者社会服务部门这种互补合作关系。
虽然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职业逐渐被社会所认可，但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发展的广阔天地里所起到的作用仍是有限的。
有几个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一个原因是担心传统上的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福利支撑体系（家庭及地方社区）将会被腐蚀破坏。由于公共部门在近些年日渐承载了超负荷的社会义务和社会服务需求任务，使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对于它们所承担的越来越重的社会福利服务工作的情况逐渐感到不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家也曾警告：如果经过授权有资格从事社会服务的机构过分扩张，使实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过分扩散，即使不是破坏，但至少会削弱经济的有效运转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依这些经济学家之见，公共机构过多参与社会服务事业，会降低传统力量对于社会服务事业的参与支持程度，降低储蓄，抑制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愈来愈多的公众日渐意识到了社会事业开支的重要性，但由于社会福利服务的对象仅限定于一些有问题的群体，而不是面向全体民众，所以，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了来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的反对压力，因而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倾向于发展一种双重的社会福利体系：一种是众所周知的向穷人及其他一些弱势群体——例如精神病人和老人等对象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另一种是以中产阶级及富人为服务对象，提供包括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在内的各方面的社会服务。面向穷人提供的政府社会福利仍然是有限的，专业性的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在逐渐降低，在传统观念上把一些诸如精神病人和接受公共援助的人这样的社会福利服务群体视为社会耻辱的现象仍然存在。这样的恶性循环还将持续下去，这种情况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