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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水土”差异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 200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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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坐一桌,大江南北,声音、饮食和服饰全然不同;中国的企业家坐一起,同样的五花八门,各有禀性特色。在这个群体中行走,往往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讨论,在这些话题的背后似乎有很多历史和体制的故事存在。' B# E" z" c( h) G( J6 Z h
比如,人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0 j' r, o+ ]5 l7 l! m* b& v
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去年,上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俞正声甚至出了一个题目是,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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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洋务运动以来,上海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重镇。当年李鸿章办的四大洋务企业,有三家放在这里――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和江南织造局;名号震天响的上海商人更是如过江之鲫,如办实业的荣宗敬兄弟、穆藕初,办金融的陈光甫、张公权,办航运的虞洽卿、办文化的张元济、史量才、办百货的郭乐、马应彪,当然还有从事黑色暴力产业的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可是,最近这三十年里,上海企业家似乎集体“沉默”。
2 m( V; a" Z, s9 T; P在我看来,“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J* m' E- m; t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19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R" ^. m4 }7 L8 |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所以,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 [3 N e$ j# U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b! K. r3 ~+ `# s. g% v1 x) S
上述的三个特征不改观,上海还是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
% U) l {9 c2 T6 ^$ Q% O9 M跟上海相似的一个困惑,也体现在东北 ―― 东三省,那么肥沃的黑土地,为什么没有长出几个大企业家?
2 Q* }( Z3 ]! `, @. j1 k说东北肥沃,不仅是说土壤,更是说经济。早在1920年代,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治理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沈阳的兵工厂是惟一能够自主制造飞机和卡车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据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的计算,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5%。东北工业规模不仅大于上海地区,甚至还超过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
2 ?; i/ G2 e, v- w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仍是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后,东北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因而有了“共和国长子”的称号。! K, v" }) P" |6 N9 C* X" p
但是,三十年来,东北从来没有出过大企业家。9 I# `' Y0 n0 T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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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似乎在于:从1920年代开始,东北经济就是以国有化为特征的,国有投资、国有经营,国有垄断,需要自由空气的企业家精神已经理所当然地被窒息掉。所以,东北有最具纪律性的产业工人,能够出王进喜这样的铁人典型,可是却出不了企业家。
! j& a0 U% R. _3 k$ ^) K3 i" L6 P这样的“土质”已经形成将近百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国有企业生锈衰落,民间商业缺乏基因,昔日的优势陡然变成了“包袱”,因而造成经济长期徘徊不前。
! y8 I+ P6 v8 b用熊彼特和德鲁克的说法,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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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3 G, C" \' ]- f6 l, `再说东南沿海一带,这里的企业家也很有特色。比如说,很多内地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广东的企业家动不动就喜欢“北伐”?/ A! k3 _! ^" z$ S+ ]
1990年代初,我常常去珠三角采访。无论在顺德或是中山,无论企业的大小,在几乎所有的总经理办公室里,都会看到一张中国地图。那些操着一口别扭普通话的年轻人动辄就站在地图前面挥斥方遒。
- v) N/ ?8 i3 t* u: S那时正是广东粮、珠江水“北伐”全中国的“龙兴时刻”。一直到今天,那里的企业家还是改不了动不动就北伐的喜好。1 Y: E! t1 G+ _( Y1 {9 T# c
这样的气质似乎又与“水土”有关。" A7 ?9 R0 \& J
广东自1750年代之后,被乾隆帝定为“一口通商”之地,中国沿海只有在这里对外开放,朝廷设立“十三行”,也就是十三个国有贸易公司,粤海关抽税所得不入户部而属于内务府,为皇家的“小钱袋”。正因如此,广东形成了贸易全国的传统与格局,陶瓷、茶叶、丝绸及白银在这里源源流出,西洋奇巧之物及后来的鸦片也从这里源源流入,由市成城,因贸而工,珠三角一带的外向型工商传统因此而成。此外,广东还是买办阶层――现在我们称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的萌芽地,据法国学者白吉尔计算,到1910年前后,全国有10万个买办,广东占了一半,这群人是第一批具备了全球化观念和现代公司理念的中国人。自晚清孙中山起事以来,广东一带就成了革命的发源地,“北伐”成了常态,这种精神竟也渗透到商业中来。
" R3 i# l1 w4 S j8 c1978年之后,一向被视为台海前线的珠三角突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香港商人的进入,在当时,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成衣、玩具和塑料花制造基地,当开放政策提出之后,港商率先提出“三来一补”,内地的成本优势顿时被激发出来;二是大量逃港人员回来,成了第一批拥有原始资本的创业家;三是粤商的“北伐”传统仍然健在。于是,大量新潮的服装、食品开始倾销全国,最后在中国改革史商留下了一个响亮的记忆――“80年代,看广东”。
3 F0 m$ n% Q# H) `7 ^& M) V1999年后,在新兴起的地产热中,广东企业家不但成了第一批淘金者,更是率先走向全国进行开发的集群。. J; B& m V! |0 V9 V2 u
粤商喜欢外出征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原本就来自五湖四海,说着南腔北调,天下原本就是他们的家。' U0 E8 V* w# m" L, n/ `
再比如说“浙商”,近十年来,没有哪个地方的商帮比他们更出名的了。事实上,如果从地缘来研究的话,浙商其实是由两帮人组成的,他们的禀性大有不同。
1 q6 H" x& v6 T一帮人属于长三角流域,也就是浙江北部的杭(杭州)嘉(嘉兴)湖(湖州)和宁(宁波)绍(绍兴)地区,这些地区属于传统的鱼米之乡,近百年间,以上海为中心,与苏南的苏锡常为上海经济圈的两翼,其成长模式基本属于“苏南模式”的范畴。在早年的上海滩,企业家组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长期由浙北人士担当。+ s/ D o' M+ [ S3 A/ y, e3 u& O6 u
另一帮人属于武夷山系流域,也就是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地区,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与闽北合为一个文化圈,是渔民文化。自古以来,因天远地偏、土地稀少,民众有下南洋和外出做小生意的传统,是四海为家的贸易一族。这些人对商机有天生的嗅觉,对任何产业和地域均无依恋,从未有扎根的念头,信仰“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倒”。近三十年来,温台商人先是以走私起家,形成了最早的小商品产销市场,成了最早出名的私人企业主集群,费孝通先生将之与“苏南模式”对比,称为“温州模式”。到1999年之后,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台商人开始转战在各个领域中当炒家,从炒房到炒棉花、炒煤炭、炒小水库、炒小油田等等。- \7 G( Y' k7 o4 w* }
与其他地域的企业家相比,浙商有一显一隐两大特征,显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勤劳与守信,隐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凶猛与好赌,近年以来,在国内股市的二级市场上,充当“涨停敢死队”的大概有一半是浙江人,而在更为凶险的期货市场上大赢大输的,也是他们。7 T; _' T- a; F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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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浙北帮在地缘上与苏南更亲密,而因为早年的“金融记忆”,他们除了善于实业经营之外,在资本市场商更为激进,浙南帮“好投机而轻实业”,与地理条件非常接近的广东潮汕商人有气质上的惊人类似。
7 C% a' N6 y7 L( P从地缘系谱的角度,寻找中国企业家的水土差异,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一些你平时想不清楚的问题,会突然豁然开朗。9 w" H/ c; K3 I$ m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Y1 L- }8 Y/ m& L3 d5 `% i: L8 Q7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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