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郑杭生先生 ; E' u: O, ~1 ^+ Y
11月9日21时,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郑杭生教授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79岁。郑杭生教授是新时期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奠基人、社会运行学派的开创者。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已成立郑杭生治丧委员会,将于11月15日上午8点30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老先生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后也没间断工作,还在带博士生、出差、开会、调研。 ' X; M; m4 W' y( x
“嫁”给人大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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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网站发布了讣告。据悉,郑杭生教授是浙江乐清人,1936年出生于杭州。自从1956年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求学后,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人大。他曾在访谈中称自己算是一辈子“嫁”给了人大。 * }) s q/ c2 i) _8 X0 y# j
1984年、1987年主持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在访谈中,他曾自述说:“对我来说,社会学真是白手起家,一步步建立了硕士点、博士点,进而建立了重点学科,并且在一级学科里排名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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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后没间断工作 9 y# m7 v. @* @' l u
人大社会学院2013级博士生邵占鹏回忆说,他第一次见郑杭生教授时,还是武汉一名大一本科生。“老师是学科泰斗,我们从一开始学社会学,就知道他的名字,很多高校用的都是他主编的教材。” 1 ?: _1 T+ ]+ u
谈起对郑教授的第一印象,邵占鹏说,老师可以深入浅出地把理论讲得非常清楚。“老师博学多识,他能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自己去看问题时,一些关键点是想不到的。”后来邵占鹏读研时,硕士生导师恰好就是郑杭生的学生,考博时,他在导师的推荐下,给郑教授发了邮件。“最终能读上郑老师的博士,我非常荣幸。没想到的是,老师这么快就走了,我们心里特别难受。”说到这里,邵占鹏的声音有些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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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邵占鹏心痛的是,郑杭生教授在7月份检查出患癌症时,并没有告诉大家。此后的近4个月里,他仍然没有间断工作。“这期间,我们还去珠海等地出差、开会、调研。老师可能知道这种病很难治愈,他不希望余生在医院度过,而是选择继续从事喜欢的工作。” 1 Z1 G7 d! r0 K! d
设基金会资助学生 * U5 H0 Z2 K$ o5 ^& Z, G B
记者查询发现一个名为“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的网站。邵占鹏称,基金会无偿资助学生做研究,全国学生可以申请项目并做项目论证,基金会学术委员会评审并通过后,硕士可得到1.5万元研究资助,博士可得到2.5万元的资助。“基金会的经费是郑老师通过其影响力募捐到的,基金会无偿资助学生做研究,对学科未来的发展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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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张璐 6 g( M2 i" J, b& d& h
那一代学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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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 2014-11-11 评论员 徐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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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不幸因病逝世,享年78岁。郑教授是中国社会学界的第一位一级教授,生前曾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并任第一任所长、系主任,他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年出版)及其修订本《社会学概论新修》(1994年出版),是众多社会学系学生及社会学爱好者的入门读物,影响力极大。 ( W% i- d( R) c( u2 e, X. m+ j
郑杭生教授去世的消息公布之后,社会各界纷纷向这位学界泰斗致以哀悼、表达敬意。但也有社会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发出一些刺耳的“诤声”。有人提到郑先生那部流传甚广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以现在的学术标准看欠于严谨;还有社会学系曾经的学生认为,这本教科书过于古板、教条,甚至可能“扼杀”了社会学新生对这门学科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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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每一代学人都有其贡献,也难免有其局限性,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于郑杭生教授以及他那一代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更当抱以同情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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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杭生教授之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代学人,严复率先介绍西方学说入华,孙本文、陈达、李景汉以及费孝通、雷洁琼等学者,一面继续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一面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而以郑教授为代表的第四代学人,面临的时代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于,社会学这门学科1952年以后就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撤销了,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恢复与重建。三十年间,世界上社会学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社会学却近乎一穷二白;还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坚冰缓融,当时学术思想领域还有着现在无法想象的“雷区”,难免动辄得咎。但那一代学人还是拿出自己的勇气和担当,敢闯敢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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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方面要恶补与外国社会学研究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前三代学人未竟的事业。就连费孝通教授也在其主编的《社会学概论》(1980年出版)序言中坦承,作为社会学重建后第一本大学教科书,书中难免缺陷和不足,“如果用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标准来衡量,很可以说这是‘不成样子’或‘不三不四’的”,但对此“原不应作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要求”。这句话,完全可以移用在当时一切学术研究之上。 4 p0 A- P: t$ @5 L) d5 L
有一本现在的社会学系绝大部分学生可能从未听说过的书,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此书出版于1981年9月,是“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中的一种,作者是“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译者正是郑杭生等学者。在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多年的今天,我们当然对这本书上留下的时代烙印可以一哂置之,但是,三十年前,许多热爱学术与思想的青年,正是从这本书中汲取成长的养分,最终成为如今各高校社会学系的骨干与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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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贡献。郑教授那一代社会学学人,以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学人,都称得上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努力和勇气,为后来人指明方向,奠定了基础。他们所提倡的学习外国理论、注重实地调查、进行同行评议等研究取向,早已从当时的新知变成了如今的常识。 ! R; e6 X3 Z: T F6 e ^
他们的研究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他们的著作或许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都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但是,今天的我们如果走得比他们更远,那也是因为走在他们所开拓的道路之上。薪尽火传,代有其人。 ' [* ^- F8 `) {4 Y' w; r# m- r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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