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301医院医务社工观察医患各有压力 辅助性治疗起作用
8 r1 p! s/ \% U: E, L( F虽然出现在病房里的时候,一样也穿着白大褂,但她并不是医护人员,而是海淀睿搏社会工作事务所在301医院的一名医务社工。这个身份,大部分患儿家长都不太明白。 工作:收齐一份表格需要两个小时 “个别教育程度比较好的家长能知道一点社工的情况,其他的就……”商婷婷和同事赵娟都笑着摇了摇头。 最初的自我介绍,往往从神华基金会针对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救助项目说起,帮助符合条件的孩子申请救助是她们目前最主要的一项工作。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帮助三十多个孩子申请到了救助。 也正是因为有了基金会的救助项目,才有了社工进入医院的契机,因为每天都上紧了发条的医护人员再没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患儿家长们准备各种申请资料。 商婷婷一进病房,刚刚完成这次化疗,隔天就要出院的宁宁(化名)躺在床上,跟她招了招手。宁宁的哥哥18岁时因为白血病去世,她的患病让这个家庭再次遭受打击。在商婷婷眼里,宁宁是个“小人精”,“警惕性特别高,如果是不认识的志愿者来了,她就会问你是谁啊?你是干什么的啊?确定了你的身份才跟你聊天儿。” “上次跟你说的米奇书包,这个周五发。”商婷婷带来的消息,让宁宁兴奋地点头:“我记得!我要书包!” 她们说的“书包”是一套捐赠给贫困患儿的文具礼包,是来自另一家社工事务所的“资源共享”。 在睿搏社工事务所的创办人范燕宁看来,医务社工的优势之一是能够整合医院外的各种社会资源,为病患家庭提供帮助。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资金,每一个捐助项目都有不同的要求,“有一个孩子没有被列入神华的捐助名单,但他符合新阳光的救助条件,我们就帮他做了申请。虽然只有几千块钱,但也算有一点帮助。” 看着手里的患儿家庭情况登记表格,宁宁妈妈讷讷苦笑:“这个……我都填不好。” “和患儿的关系填‘母女’;治疗费用,你算一下她这一年做了几个疗(化疗疗程),一共多少钱;学费就是孩子上学一年的费用,大概估一下吧!”看似简单的表格,商婷婷必须逐栏解释。她遇到过从偏远地区来给孩子治病的家长,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这次要填表的孩子有七个,这个过程也重复了七次,等她走完一遍再回来收表格的时候,许多问题仍然要重复地解释。 观察:医生、孩子、家长,各有压力 赵娟今天有点感冒,不能进入病房,在护士站边上和一个脑瘤患儿的妈妈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听对方讲孩子的治疗和病况。“刚刚发现孩子患病的家长会特别焦虑,很难承受。我们会和他们交流,还会请一些已经治愈的孩子的家长来分享自己的经历,给他们解压。”赵娟说。 与此同时,病房里的商婷婷也感觉到了患儿家长的无助。“他过段时间要做手术,得几十万……”一个患儿妈妈填着表格,声音越来越低。 治疗费用是困扰许多患儿家庭的最大难题。“现在医保还有新农合都很不错了,差不多能报百分之六十,但是化疗一个疗程要三万,有的孩子一年要做好几次,有些效果好的进口药不在报销范围内,外地来看病的孩子还要在附近租房子……挺难的。”频繁进出医院的这些天,商婷婷看到了许多患儿家庭的艰辛。有一次她听见医生跟一个患儿妈妈商量,孩子特别容易感染,是不是考虑住一个人的VIP病房,但每天的收费是四百元。患儿妈妈犹豫着说要问问家里人,医生提醒她尽快考虑,因为VIP病房很紧张,一空出来马上就有人要住。商婷婷知道,医生说的毫不夸张,患儿妈妈纠结的表情让她印象深刻:“肯定还是得住。” 患儿家长们压力巨大,医护人员们也不轻松。 下午三点多,送到病区会议室的盒饭放了二十多分钟也没有人来吃,“这是医生的饭,他们特别忙,这会儿还没空呢!”赵娟说。她们进到会议室的时候,一个大夫正在给家里打电话:“我这儿有一个重病人,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社工事务所曾经给护士们开展过一次音乐游戏形式的减压活动,效果不错,“但这样的活动很难抽出时间,他们太忙了,好不容易倒班,肯定要先休息。 而众人焦点所在的孩子,则更让人心疼。 “他才上了两天幼儿园,就发现病了。”一个患儿的妈妈叹着气说,旁边病床上的小人儿马上出声纠正:“我上了五天!” 这些孩子大多都不能离开病房,“植物大战僵尸”之类的电脑游戏是许多孩子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于是,社工们把画笔和画纸送到病房里,让孩子们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一个七岁的小朋友把医院大楼画进了自己的画,边上写了一句夹杂着拼音的话:“我想快点出院,去上学。” 困窘:经济和心灵的双重困境 医疗社工们观察着医患双方的焦虑,而也们自己也有不为人知的压力。 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赵娟马上要转做另外一个社区项目,而接手的商婷婷也会兼任一个儿童项目的专员。如果没有首师大的学生志愿者,“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尤其是做活动的时候。” 赵娟说。 尽管一个专职社工的月薪只有两千出头,远低于北京市2013届高校毕业生4746元的初始平均月薪,但医院和一些救助项目对设立专职的医疗社工岗位,兴趣都不大,“救助项目感兴趣的是救助孩子,医院希望志愿者定期去一下就挺好。”范燕宁说。就在关于最近医患关系的讨论中,有网友感慨:与其20张病床配一名保安,为什么不能20张病床配一名社工呢? 商婷婷的男朋友在另外一家社工机构从事流动青年的项目,碰上女朋友这里人手不够,也会来“客串”志愿者,“他们如果周末有活动人不够,我也去给他们当志愿者。” 窘迫的薪水让很多社工专业的毕业生都转了行,而且留下来做社工的女生,数量明显多于男生,“女生的压力相对小一点,我爸妈就觉得女孩子不需要赚太多钱,我自己又喜欢这一行。但男生不一样,我男朋友爸妈就催他换工作。” 商婷婷笑着说:“我之前工作的那个事务所,一开始七、八个女生,只有一个男生。” 比经济问题更沉重的压力来自心灵。 在转做医疗社工之前,商婷婷做的是一个残疾人项目,帮助残疾人进行康复,提高生活能力,比如教他们叠衣服之类最基本的家务活。“我做了八个月,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和他们接触需要特别小心翼翼,很怕不小心的一句话会伤害他们,精神一直都很紧张,有一阵子每天都失眠。” 商婷婷觉得,就目前的状况,医疗社工这个领域,自己大概能坚持一年,“社工很多时候就是别人的‘垃圾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主流社会看不到的那一面。” 她的一个前辈社工在一所自闭症儿童的特教学校工作了三年后辞职,“那个姐姐也是觉得已经做到自己的极限了。有段时间她到动物园批发衣服,然后去街上摆摊儿,她说一天当中,就这个时候最开心。” 职业带来的“高尚感”是他们选择这个行业一大动力,尽管社工事业起步较晚的国情现实,让许多人都不明白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正说 社工能提高病人对医院的满意度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范燕宁认为,理想状态下,可以根据病种的不同情况,以科室为单位设立医务社工;这样,社工能为医患双方做的还有很多。 医务社工还会在无形中提高病人对医院的满意度。 去年医院这边收治了一个俄罗斯的小男孩儿,只有1岁5个月,除了在俄罗斯,他们还去了英国等地做治疗,但是都没有好。孩子的妈妈不会说英语,爸爸的英语有浓重的俄国腔。当时临近春节,医院外语好的大夫休假了,他们和医护人员的沟通就成了问题。我们事务所就联系了首师大、北外甚至外地高校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志愿者服务队,帮他们进行沟通。一直到大年二十九那天,都有人在医院服务。 一开始这家人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觉得这样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等孩子病情稳定,他们回国之后,有专门打来电话表示感谢,说在中国获得的服务是最好的,包括志愿者给帮助,是国际水平的体现。 平时住院的一些病人也会说,只有在301这样好的医院才会有医疗社工。 医生和护士的注意力都在医疗方面,但患者的情绪、心理状态、家庭关系也会影响治疗效果,社工可以起到一些辅助性的治疗作用。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
: Y6 o* k7 {* d3 y4 R# m. r9 n a: W5 H" R I% ]
5 P# G( j5 E) h1 f. q' f% \
5 r# w. V3 c) f2 u4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