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温岭杀医事件评论：医患隔阂社工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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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杀医事件评论：医患隔阂社工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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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岭杀医事件”一死二伤的惨烈，将医患纠纷中的暴力问题凸显到了无法回避的境地。然而，在有关这一事件的网络评论里，依然充斥着大量的对立情绪：

　　“这个世界最讽刺的地方在哪里？医学界认为被刺的医生能唤醒国人的醒悟，而外界认为刺死一个医生能唤醒医疗界的醒悟。”

　　隔阂深厚至此，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帮助医患双方重建信任？除了医护人员和患者，我们的医院似乎还缺少一个角色：医务社工。

　　我们为何需要医务社工？

　　尽管早在2009年的医改方案中就明确提出，要“开展医务社会工作，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增进医患沟通”；但直到现在，医务社工对大多数人而言仍然是个陌生的概念。在公共卫生学者眼中，他们能够充当医患之间的“润滑剂”，但在一些患者而言，还分不清他们和“护工”有什么区别。

　　医务社工究竟能为医护人员和患者做什么？

　　社工可以整合医院内外资源，医护人员没这个时间

　　范燕宁(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睿搏社工事务所创办人)：我们的医务社工现在是神华公益基金会针对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助项目的一个子课题，是在301医院。工作内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家长，白血病和先心病患儿的家长通常会比较焦虑，孤立、无助，我们通过病房慰问、“家长悄悄话”、楼道家长会等一些方式帮助他们沟通交流，进行疏导。

　　再一方面是对孩子，给他们补习功课，用绘画的形式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抒发孩子的想法；我们也给护士做减压活动，有一次是在首师大的社工实验室，通过音乐游戏的方式帮助他们释放压力。

　　我们发现家长们平时因为关注点都在孩子的病情上，即便有一些对医护人员感谢的情绪，也说不出来，被焦虑掩盖了。我们就到病房里拍摄了一些小视频，在给护士们做减压活动的时候放给他们看，护士们看了很感动，尤其是一些孩子的话，很真挚。

　　除了密切医患关系，社工还可以整合医院内外的资源给病患提供帮助，比如联系公益基金，为符合救助条件的患儿解决一些医疗费用上的困难，我们曾经为30多个孩子登记造册，来回跑基金会申请救助，而医护人员没有这个时间的。曾经有一个孩子病比较重，不太有希望了，家里也已经花光了积蓄，我们就帮他们做了一次募捐，有一万多元钱，支付了孩子最后几天的医疗费用，孩子的父母最后也是靠这笔钱回家的。

　　医生通常关注疾病本身，而社工会关注社会心理

　　陈玉婷(社会工作专业毕业，2005年起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担任医务社会工作者)：医务社工的角色，我认为“桥梁”是很贴切的一个词。医务工作者通常关注的是疾病本身，而社工关注的是社会心理层面。社工可以把患者家庭的更多信息传达给医务工作者，从而让他们考虑更周全。比如，在选择手术方案时，可以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有所不同，让患者及家属有更多的选择权，使治疗方案更符合实际需求。

　　另外，医生和护理人员往往没有太多时间去跟患者或者家属做深入的沟通，当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患者时，社工就可以做一些重点干预，用更多的时间跟患者沟通，效果通常也会更好。

　　在我们医院，医务社工都是安排在科室里面的，会跟着医生一起查房，也会主动到病房做探访，像一些患儿刚进医院，对整个环境不适应，害怕某些治疗，或者不配合医嘱，社工就会去给他们做相关的心理疏导。

　　【独白】

　　当医生建议放弃，家属无法决定的时候……

　　丁雨(化名，上海某医院一线医务社工，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我从实习的时候就在医院做社工，感觉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不仅可以帮助患者和家属做疾病适应和情绪安抚，还可以给医护人员进行团队建设和减压，所以尽管待遇并不算高，但还是选择了留下来继续做。

　　在临床方面，我会帮病人家属复印病历、申请基金，带他们去监护室探视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家属和医生之间的沟通工作。

　　在接触患者和家属的时候，我向来先跟他们说明我不是医生，而是社工，虽然家属可能不能马上知道社工是干什么的，但在之后的接触中会慢慢理解。碰到最多的情况就是治疗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医生建议放弃，家属无法决定，这种情况下，医生就会让我去和家属聊一下。可能因为角色不同，站的角度也不同，家属往往更愿意跟我们聊。

　　一般这个时候，我都会听家属倾诉自己的情感，说出不愿放弃的理由和情结，然后帮助他们分析现在的情况，最后再让他们自己来决定。不少患者家属觉得，跟我们聊完以后感觉舒服点。

　　事实上，一些患者或者家属之所以对医生不信任，往往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等。患者家属可以获取的信息比较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方法，也会鼓励他们主动和医生沟通，其实只要他们问，我们的医生还是会很耐心解答的。有了信任以后，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

　　我们为何没有医务社工？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常常被医护人员引用。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超负荷的工作量让医生们往往只能专注于“治愈”，医务社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医疗体系的这一缺陷。

　　但尽管没有人否认医务社工的各种积极作用，这个领域的发展却非常缓慢。在北京和上海，医务社工的身影十多年前就出现在了医院里，却至今未能推广开来。

　　最难的是没有经费支持，政府应该有顶层设计

　　范燕宁：怎么说呢？最难的是没有经费支持。

　　我们现在有一个专职的医务社工，由事务所来发工资，其他的都是学校老师和学生以志愿者的方式，完全义务在做。学生们去的话都能做得挺好，但一旦放假、考研就没有时间了，不能坚持，需要的时候未必能找得到。

　　这个专职社工的工资目前是来自基金会的支持，第一年给了我们七万元钱。一个社工岗位一年的工资加上社保、少量的交通补贴，大概是五万多到六万左右。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这笔钱只剩下几千块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也很着急。基金会主要是救助患儿，对设立专职的社工岗位不是很有兴趣；医院方面，医生、护士看到我们去都挺高兴的，但是院方的态度是我们定期来一下就行，不需要专员。

　　我们现在的希望是能从社会管理创新项目当中，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来支持一个岗位。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对于医务社工，政府应该有顶层设计，有政策驱动，比如要求二等以上的医院必须设立一个专职的社工岗位；可以把上海、北京已经试点起来的经验进行推广。

　　像审计所派审计师一样，让社工作为第三方介入

　　黄齐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护理部工作者，曾攻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据我了解，目前在上海，医务社工真正介入医患纠纷处理的案例，几乎还没有。在我们医院，专职的社工只有一个人，属于行政职务，其他都是兼职。

　　一开始，我接触到社会工作这个专业，以为会像港剧里面一样，但事实上相差很大。这个差别不仅体现在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可度上，而且在于对医务社工的定位上。

　　在香港和美国，医院的运作类似于公司，院长更接近CEO的角色，但我们这边，院长通常是医生出身，也就更加重了医生本位的思考模式。导致医务社工往往没有机会参与到病人的治疗过程，或者给病人做个案或小组工作。

　　另外，从医院的考核方面来看，对医生可以考核人均药占比、床位周转率等，这些都跟医院的盈利挂钩，但对社工来说，该如何考核呢？毕竟直观来看，多服务病人并不能让医院盈利，相反，如果真要开展个案、小组工作，往往还需要增加更多的工作人员。这样一个需要靠医院养的部门，医院通常会考虑它的运营成本问题。

　　医务社工的职业发展也是很受限制的，像我就不愿意做专职的医务社工，因为那样就不能升职称，这会直接反映到收入上，不仅是现职的收入，跟退休之后的收入都有关。

　　很多时候，医生和病人都是一肚子的怨气，所以应该有一个第三方的介入。我个人认为，医务社工不应该隶属于医院，可以是卫计委或由区政府、市政府设立一个机构，类似于审计所派审计师一样，派社工到医院开展工作，这样会让病人更加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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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