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社会这只“手”

怪咖刘怡洁

作者：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3-5-20 9:11:33
    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要弄清楚，哪些社会管理事务需要政府和社会各自分担，哪些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们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实践，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不断加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社会问题日益凸显，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培林：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推进改革发展需要处理好的一个新的核心问题。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要弄清楚，哪些社会管理事务需要政府和社会各自分担，哪些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

    政府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体，但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包办一切，因为有些事是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当前，需要社会力量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事务、从事社会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即便是属于政府管理和服务的社会事务，也不是都要政府直接去办，而应考虑管理和服务的成本，有些事情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办好，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政府应当把更大的力量用于社会监管，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特别是注意防范打着社会组织的旗号干非法勾当。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重要的是创新和完善现有社会组织体系，加强和转变现有社会组织的职能

    记者：如何理解您所说的“社会力量”？如何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李培林：现代社会的组织体系主要由三大部门构成，分别是以行政机构为主体的政府组织、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组织和以非营利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分类上，除了“政府的”和“市场的”，剩下的都是“社会的”。按照对社会组织的这种宽泛的理解，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一方面应降低民间组织的登记门槛，通过发展民间组织扩大社会组织资源的增量；另一方面应创新和完善现有社会组织体系，通过社区组织、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改革盘活现有社会组织资源的存量。我认为，就目前来说，后者更重要。

            更好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同时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职责。很多社区服务中心肩负着几十种服务功能，有人用“社会千条线，社区一根针”来形容社区功能的广泛性。社区可以成为新型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基础，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更好发挥事业单位组织的作用。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通过改革，建立一个能够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精简高效的现代事业组织体系。在这方面，应探索分类指导的管理方式。

    加快推进人民团体和行业协会职能转变。工、青、妇、科协、文联等人民团体具有自上而下的全国组织体系，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应根据形势的变化拓展社会工作领域，在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咨询服务、参与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一些规模较大的行业协会组织，多数是从原来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转变而来的，目前仍然存在政社不分、权责不明的问题。应推进其进一步转变职能，更好地发挥在行业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

    稳步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民间组织包括社团、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这些民间组织，业务范围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公益、慈善等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应降低民间组织注册的门槛，促进民间组织快速发展，使其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同时，加大监管力度，打击非法和危害社会的组织，保证民间组织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应解决好管理和服务缺位问题，同时防止出现社会组织行政化以及“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

    记者：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这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李培林：一是处理好政社不分问题。目前我国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多数还是用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人、财、物），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就是社会组织行政化。防止这种偏向，应厘清政府和社会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该放给社会的坚决放给社会。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二是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社会管理的基础是民生服务，要善于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特别是注意解决好管理和服务的缺位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原有“单位体制”中的人员比例不断缩小，而在“单位体制”之外的主要由社会来管理和服务的人员比例不断扩大。比如，我国目前城镇从业人员近5亿人，其中一半多是农民工，而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目前在很多方面还处于缺位状态。各类社会组织应调整工作范围，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重点服务人群。

            三是处理好依法监管问题。注重审批而疏于监管，是政府管理中容易出现的一种偏向。在向社会放权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所以，政府在放权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加强监管，这既包括组织行为的监管，也包括组织财务等方面的监管。

路易斯

李培林，1955年生，济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研究》主编[1]。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几部，主持国家重大研究课题十余项。
1972年在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中毕业。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后考取出国留学生，到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学法语。1983年赴法留学，1984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 h5 s1 t; ~# m7 V, z" h1 G) K9 I1988年与夫人一起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城乡社会学研究室。1989年晋升副研究员，1990年任工业社会学研究室主任。1992年破格晋升研究员，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199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并享受政府特贴。1993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生院社会学系主任。 2011.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12年11月，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2013年3月当选“山东大学2012年度十大杰出校友”。
当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接景天魁任社会学所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组织、社会结构变迁、发展评估和社会分层。
学术活动：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