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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 成都公益孵化园——落空的公益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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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4 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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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0月,深秋的成都褪去了几个月前的灼热。几经挣扎,来自台湾的徐启智,痛下了离开的决定。/ y9 k" `$ l, p) p" H0 l6 O- _- U( j, H

, e) q0 t+ J: z' w1 K: ]! a, b, U  几个月前,就在这个地方,位于成都市高新区的公益组织服务园区,从一楼空地到楼上的花园平台,站满了从全国赶来参加开园仪式的人群。台湾中央大学江明修教授发出感慨,成都将要成为中国公益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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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N5 F3 E! m) q& k, h; G1 W3 k  当时,服务园副总干事的徐启智,同样是干劲十足。在这里,他要孵化一个公益之都。9 |2 X5 ^6 Z3 d, A" I) |, y

: V: T' h" U0 H  “从你们搜集的信息来看,我在成都的尝试,大家认为做得怎么样?”半年多以后再次接受采访,徐启智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自信。2 y9 S, a$ p9 |+ Z"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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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造林”的成都- z  q3 I. ]4 P$ K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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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0月,成都市委35号文件《关于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实施方案》出台。文件明确提出,要成立市级的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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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前,上海浦东产生了第一家公益孵化器NPI,为初创期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小额补贴等等服务。以上需求是公益组织初期最亟须的资源。6 {5 i+ L+ ]0 ?/ b* T1 N

5 R  |7 X6 Q) u, B  后来,NPI分别在成都、深圳、东莞、南京,设立了社会组织孵化器。伴随着NPI在全国各地的扩张,公益孵化器在短时间内被大规模效仿。- j& a  p# I5 B' y

& k# N7 f. B9 ?* Y) @# i  到2012年,广州、杭州、顺德、佛山、宁夏等地,孵化器也迅速涌现。在上海,更是出现十多家以公益孵化为业务的机构,公益孵化在全国范围内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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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当然也不能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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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9 H# K+ E  在这份35号文件中,成都市委要求:2012年1月底前,市社会办、团市委、市民政局等机构,要一起协力建成社会组织孵化园;在初期,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和公益组织服务园为重点筹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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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6 H7 C; U" t% Y9 V5 Q  这时,一个年轻人进入成都市政府的视线。来自台湾的青年徐启智,在中国台湾和大陆拥有多年的NGO从业经验,也曾在恩派工作。( |) c: Q7 s2 G9 b7 f6 O

, ]! v1 K; n) O7 v6 _; e  成都政府认为,徐启智既了解大陆的情况,也可以带来台湾的经验,决定请他来“操盘”成都公益服务园;同一批被请进来的还有毛帅、马婧炜等,几名徐启智在恩派的老同事。3 ~9 L& Y9 G8 ]; J; [! S

, D2 g4 y8 v$ K2 ]2 j  在这项工作上,成都市政府体现的决心和诚意,让徐启智干劲十足。在借鉴台湾经验的同时,他决心探索一条不一样的本土公益道路。徐启智请来他在台湾苗栗社区大学的老师、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院长江明修,在和江明修的交流过程中,一个“大孵化”的概念也因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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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共识是,重点不单是圈在某个园区,而是要营造一种社会创新的城市环境,正如苗栗社区大学一样,孵化器是构造一种生态,不仅是建立孵化社会组织的小孵化器;是要建具有成都特色文化,以及公益土壤丰厚的大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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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5 L! {' O3 M9 |9 T  “我们要做的是”整地造林“,让成都整个公益环境好起来。”2012年6月30日下午,“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开园”分论坛上,徐启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有着诗人情怀的江明修,对成都也有着同样的美好怀想。他认为,成都具备打造成公益之都的天时地利;成都的特质,能够在整个成都营造一个好的公益环境,更可能成为中国面对世界的公益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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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6 Y. V; _* q  当然,服务园真正的主导者,依然是政府部门调来的官员。有五个实际的管理者来自社会办,另外一个来自青少年发展空间。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成都市社会办并未归到政法委的下面,而是作为宣传部的下级单位,可以更多地关注社会建设。此举,也曾深受业内人士的称道。7 n2 m; G# N- [1 a# X: Z&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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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成都市社会办副主任、文明办副主任蒋蔚炜,自称为成服务园区的“幕后黑手”,他对自己“黑手”的身份津津乐道:“黑白两色才能成就大熊猫的美丽,成都的发展过程中又怎能少了社会组织的颜色?”9 v) ^9 ]0 ~1 f5 i

' M+ R- E6 `5 I" q- S  紧接着,由他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的成都市社会建设领导小组,是服务园区筹备队伍中最顶层的一个部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和他所在的领导小组促成了三件事情: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共同推进服务园区的成立;由政府注资3亿元成立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用以聚合社会的人才、智力和资金,调动企业的活力,通过购买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项目,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构建云公益平台,打造一个网络版的孵化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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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政府官员占大多数的管理团队中,徐启智预料到他将面对的困难和风险。! d8 Q/ ^1 {$ `

4 Y' ^% W- V" K, G  o) n+ X  此时,成都正面临政府换届,换届之后政府风向是否会变,难以评估。在一系列问题上,服务园也需要与政府磨合。有时候,他差点忍不住要拍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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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H* D4 ^# S( r% Z/ I+ C; q  “毕竟是西部的城市,有时候,沟通会变成我给官员上课,有些人还不一定听得懂;还有些领导强加意志,时常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指导性意见’,让我们比较头痛。服务园在我掌舵期间,我最多只能妥协,不会被控制,在根本原则上不会让步。我跟他们说,不行我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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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班子的变动* n1 I; F&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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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12年6月29日开园当天,喜庆的背后藏着一双双犹豫的眼睛。成都一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的机构这一次未入驻园区,一方面是有了自己的办公场地,另一方面,园区目前提供的服务他们不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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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自然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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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0 \' f: O) ^  地震以后,整个四川省的NGO组织出现大的增长,但是,与国内许多地方一样,成都NGO也面临人员流失、资金来源缺乏等难题,不少机构因缺少资金,一度面临“休克”。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创始人之一高圭滋介绍,2010年低潮时,灾区只有50多个机构还有项目经费支持。4 L/ h4 |3 V  r9 z# J- E- p

: J& e% `" H  O6 v  关键是提供怎样的服务。' h6 m4 ?# m6 }# Y8 A+ b

  a0 l' |4 N: D  当天论坛上,清华大学的邓国胜直率发言:“成都一定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能只是在物理的形态上山寨一个恩派模式,盖一座楼、弄一些办公设备、圈进去几家组织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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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的NGO人邢陌则持以相反的态度。“建设过快又如何?孵化器的规模过大又如何?这些组织已经产生了,这是政府和社会都不能掌控的;所以,服务园区才想办法给他们一定的服务,我支持这种‘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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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更多业内人士依然是报以积极的态度。但随之而来的,是真正的运行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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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 z8 G. N2 B3 N  很快,刚刚建起的服务园就发生变故。因为上层领导的变动,社会办重新归回到政法委,四个社会办的工作人员被调去筹办一个财富论坛,而和徐启智一起外聘进来的几个管理者,也相继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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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T9 O: ~3 X9 y  _- T2 M  马婧炜负责的是服务园区一块重要业务——社区服务。她是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硕士专业,女孩一直活跃在多个公益项目的最前线,正因为这个优势,服务园赋予她的角色,是社区和公益组织之间的一个“媒婆”。9 P0 a  O, H) s- e. \" {$ I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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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工作是在政府和公益组织之间建立一个桥梁,在了解社区的需求以后,把合适的组织或项目推荐给他们。”但从后来入驻机构的反馈来看,这部分的工作开展得并不理想。因为各方面沟通的困难,马婧炜在努力了一段时间后选择了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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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政府也还在探索中,每走一步都很小心,又很犹豫。”如今,不太适应的毛帅成为这里唯一留下的外聘人员。: A' \1 O/ y! m6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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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成都的业内人士称,领导班子的变动使剩下的人不知所从,而成都的一位NGO同行指出,自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似乎再没有什么大的动静。2 e! R( `* U; r;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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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淡的公益孵化园  a. g6 E  A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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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一家公益机构在服务园附近的小区做活动,一位一直想要做志愿者的业主,根本不会知道,这五层高的大楼竟是一个公益组织服务园;大楼的三层,还有十多家供她选择志愿服务的公益组织。% P( M4 K$ \) ~  Z7 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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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只是从楼上楼下的距离,在这里入孵的社会组织,却觉得自己和社区已经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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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份,十多家入驻机构和服务园区的运营方,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判。按照之前的承诺,入驻孵化机构的组织,每个月可以得到5000元的小额津贴,用于机构的人事和行政开销;然而,从7月份进到这里,不过才过去两个月的时间,运营方就单方面修改规定,要求5000元的小额津贴中,只能有不超过40%的费用作为行政,其他额度只能用来做项目,此举引起了孵化机构的不满。为此,几家机构联合起来进行了协商,依然未能使运营方继续之前的承诺,几经周旋,行政经费又从40%调整到50%.. c. |+ T+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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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服务园开园以前周密筹备和开园时的大张旗鼓,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不兑现承诺。”园区内一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如是说。而实际上,没有兑现的承诺,不仅仅只有5000元行政经费这一条。在入园以前,运营方还承诺,帮助园区内的公益组织进行资源的对接。但入驻以后的半年时间内,只做过一次社区需求的对接,跟企业的对接更是没有。就连周边的社区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公益服务园。) n4 q& A# H' B7 k) J

7 w- X- [( V. Z. a8 i  “类似的空炮还有5万元落地项目的资助,原本说好入驻当年的年底,会给机构发放最高5万、最低不少于2.5万的项目资助款;但现在已经到了2013年,当初承诺的钱依然没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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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y! ~& w9 L9 M0 k. W  没有资金和资源的对接,剩下的就只有能力建设和培训,但园区并没有提供系统的能力建设课程,只是随便找了些人拼拼凑凑地做些培训,有的甚至算不上培训,顶多只能算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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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收获是得到了一个民办非企业的身份,现在最早的一批筹备者和工作人员也都走了,我们无论是留下来或者是离开,意义都不大了。现在剩下的盼头就是这每月5000块钱的补贴。”- P6 ~1 A3 ~+ R# d; _) I; m

" A) N6 D3 Y5 v! y6 ]  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选择离开,进了孵化器就等着给钱、给工位,这已经成为很多入壳组织的一种习惯,业内人士也因此而担忧,孵化器会滋生出一批“温室里的花朵”。$ E! E  L* d( ?* \- M" U

* V+ ]" |6 S2 u# y  ]  就这样,由政府主导、一个原本有着良好开端的好梦,最终归于流产。而当初政府给出的那些承诺,也就这样一个个落空。6 p6 N5 z" J5 x( {7 k$ Y7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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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结何在?& w1 m) a+ m0 ?4 z9 [2 x- U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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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发展六年的公益孵化器,如今开始面临自身发展的困境。' f/ x' k- g1 }4 G- N4 b* Z/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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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而言,调整前路远比彼此埋怨重要。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整个公益孵化行业缺乏更科学的行业标准、缺乏评估标准和退出机制;参与孵化器建设的各方,还没有站对位子。”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饶锦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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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谁来做孵化成为当前众多孵化机构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南京,以执行项目起家的一家著名基金会,在做孵化机构的时候,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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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问题是角色的**,一方面他们吸纳资源用来支持我们,一方面又自己做项目,在一些政府采购的项目上,本应该成为我们支持方的孵化器运营者,又成为了我们的竞争对手;而另一方面,他们能在能力上帮助我们吗?干得好是不是就能教得好?”当地的一位NGO负责人,对这种既当裁判又当教练的情况十分不满。$ @' A- M3 U2 M9 E5 k

4 j! S1 j& K, E7 J$ s2 q0 W/ _/ U  “为什么领导检查工作我们就得去夹道欢迎?”浙江一家公益孵化组织的负责人,常常被这样的抱怨问得无言以对。四川小张所在的公益组织,是一家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机构,也有幸被孵化器接收,但自身的事务已经很繁忙,却经常被政府的人叫去社区清理楼道里的小广告。“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跑腿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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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习气在众多的非营利组织孵化器内部蔓延,以至于很多草根组织将孵化器当成‘二政府’。很多在孵化器里工作的从业者也常常因此感到苦恼——每天有大量的时间被毫无意义的文山会海淹没,真正和入驻机构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对公益组织而言,孵化机构的凝聚力不够,大家都认为这些人和政府是‘一伙的’。”一名曾从孵化器出来的资深人士如此总结道。, Z$ Z# `7 L! _; |8 B" {# T- J+ {

' A5 X3 i. R7 j) f6 R  谈起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的问题,徐启智认为,中国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依然掌握在“存量”也就是政府的手中,并寄希望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成立之初,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几经努力,并没有建立起他想要的那种对等的伙伴关系,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 f) @- K, S1 x# k

% _: Y! w+ ^5 i0 Y7 x  半年以前,他在恩派的一位老同事就曾有过类似的探索——由一家企业出资成立了孵化中心,但因为这家企业主“观念落后、不懂公益”,合作只持续了一个月双方就分道扬镳。在政府强势介入公益孵化的形势下,这是众多孵化机构共同面临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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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不管资源来自哪里,保持孵化器本身的独立性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多样化的、相对平衡的收入来源。作为公益孵化的首创者,NPI已经开始探索新环境下的新型公益孵化器,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说,这一次的探索既是创新,也是回归。5 a" Y4 r/ r# \  H& V

4 G) z, O# j* Z0 t( Z  如今,离开的徐启智,正在筹办一个有企业参与的新的孵化器。说起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的这次经历,他沉思再三,只说了四个字——政治风险。0 n4 |* C6 E0 }5 @1 O! l

$ F, `, w" ?6 i) O1 g  良久,他又补充说:“尽管不理想,但我觉得有价值,因为我们是在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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