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域体验社工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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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域体验社工 　
　来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学院院刊《北斗》　作者：武琪　

               2006年8月19日至28日，我有幸能参加到赴加拿大的访学团当中，与香港理工大学和大陆其它四所学校的同学一起，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学。经过三月初的重重选拔和考试，知道系里选择让我去时，还是觉得很兴奋和高兴，然而紧接着的就是紧张和一些压力。经过四个多月的签证准备，我终于在六月拿到了VISA，心里觉得很欣慰与平静。系里一直都很重视这次访学活动，而我也不如其它人想象中的那样去准备享受一次旅行。其实，远没有旅行这么简单吧，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和责任。每每想到这次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出去，而是身后站着老师和同学，我原来的那种紧张和忐忑就被他们逐渐地打消，心中便也觉得有力量在增长。正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我坐上了南下去香港的列车。
        到了香港已是16号下午两点，在香港停留了三晚，与各位老师、同学相互认识，讨论了访学的计划，进行了分工。总的来看在香港的日子，觉得是很不错的。去多伦多的飞机是在19号下午起飞的，经过17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到达的时间是当地20号晚上了，虽有时差的问题，但由于是晚上，坐飞机也很累，正好还能好好休息一下，调整精力。

探访
        这次加拿大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参观不同的社会服务机构，从一个侧面来了解加拿大的社会政策及社会服务的情况。参观的机构比较多，受篇幅所限，我不逐一介绍了，只是挑选一些比较典型的，或者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机构情况及我的反思感受来做一个分享。
        首先要介绍的当然是Sherbourne Community Health Center了，这是一个小区健康中心，它的使命是通过为生活在多元的小区中的人提供服务来减少保持健康会遇到的障碍，从而促进他们的改善，进行一种新颖的，根本的关爱性服务。目前它的一个重点项目是，SOY program，它侧重于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等（LGBTT）提供服务和帮助等。其四个主要工作领域为：督导项目；艺术、社会、文化，再创造等活动；技巧培训和就业支持；为LGBTT的年轻人提供服务等。它的资金有70％是来自政府，其它的来自捐款，基金会等。
        这个机构的服务对象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因为同性恋问题在国内也是引起了很大争论的，一方面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普通社会民众能对这个接受的并不是很多，甚至对这一人群还有排斥、蔑视，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和民众也主张保护他们的权利，积极为他们争取获得他人尊重和平等的机会。尽管人们对同性恋者的理解和包容多了很多，但是国家在保护LGBTT人群的立法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也并没有见到专为同性恋人群服务的社会机构（只是我自己没有见到过，未经考证）。因而可以看出，两国对同性恋的认识还是有较大不同的。
        SOY为LGBTT人群成立了专门的小区，让我不得不思考标签化的问题。也许在中国的国情下，为这些非主流人群专门建立一个小区，把他们集合起来，保护其权益，这会让其它人把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标签化的影响，反而可能不利于保护他们。同样，在加拿大是否面临一样的情况呢？就这个问题我也向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询问，她否认了我的担心，但是并没有解释的很清楚。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值得我们再好好反思一下。
        此外，机构还会帮助LGBTT人群申请领养孩子，来弥补他们生活的缺失，我觉得这也是很人性化的。但同时我在设想，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这种非主流的成长环境会不会对孩子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如对孩子性别角色的塑造，性取向的影响等，当时探访的时间比较紧，所以这些想法也就留存了下来，需要进一步地探讨。
        22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多伦多分部，它的运转资金75％来自政府，其余也是靠捐款和基金会。它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房屋服务，个案管理服务和就业服务等等。我们参观了精神病患者的绘画作品，也参观了他们的住房，看起来是一种很舒适的环境。下午我们探访了这个协会的一个分支的机构What Next Peer Support/Drop-in centre，这是一个为服务对象提供住房和就业帮助的机构，同时对他们进行个案辅导和小组辅导。此外，机构还会举办各种活动，如生日会，读书会、郊游，看电影，聚餐等，从而提供一个很自由与和谐的空间来让大家交流，利于服务对象调节心情，帮助他们增强能力，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在下午这个机构中，我对个案管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很多时候，社工在做具体的个案以外，更多地是管理个案，做一个资源的调动者。我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另外，机构的负责人在做介绍时也提到，他们有一个项目要做，但是资金不到位，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做。的确，这一点中加可以说面临着相似的情况，即钱从哪里来？多少才够？如何解决社工运作过程中所需钱的问题？另一点是，机构认为，他们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有的人还是没有获得服务，二是即使获得服务了，可能只是满足了他们50％的需求，这让我想到服务到底是全好还是专好？有没有可能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也尽可能多的顾及到更多有需求的人？
        23日上午，我们参观的是戒瘾和精神健康中心，之所以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是因为在这里，我了解了加拿大的“社区治疗令”。 2000年12月1日，精神卫生法与保健服务同意法有所变动，其中之一就是加入社区治疗令。它只能由医生签发。它是一个在社区继续接受治疗而不需要在医院住较长时间的办法，有时它甚至可以取代住院治疗。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在我们国内，如果有患者在医院康复，出院后又发病的话，那么他就又需被送回医院，这既不方便患者，又不方便医院。我们的社区在与机构的合作方面也许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加拿大业已比较系统和体系化的服务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York Region Children’s Aid Society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机构，我们于23号下午对其进行了参观。它是为儿童而服务，具体有：家庭服务，抚养服务，收养服务，干预家庭服务，志愿者服务等。在这个机构7600多名工作人员当中，有多于70％的人是社会工作者，这也是在我参观的机构当中，社工人数所占比例较大的一个了。这点与国内还是不太一样的，据我了解，在国内，一般一个机构最多也就有几个专业社会工作者。从加拿大的情况可看出，对社工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服务的专业性也需要我们加强。加拿大同中国一样，都很重视儿童的权利，只是注重的程度不是很一样。在加拿大，机构会尊重儿童的几乎每一个决定，工作人员看到儿童受虐待而保持沉默的话会受到举报，但这个适合我们中国吗？加拿大的孩子从小是在一种可以说比较自由和自主的环境下成长，而在我们国内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在孩子的幼年时期，可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要占更多的部分，在孩子未成年以前，他们做的决定可能较多都是非理性的，所以是否全都按照儿童的决定来行事可能在中国还需更谨慎一些。可见，外国的月亮并不一定总是圆的。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颐康中心了，它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机构，与其说喜欢这个机构，不如说喜欢它的精神。这是一个由华人创办的，成立于1994年，为华人老人提供服务的机构。服务内容包括：癌症及颐养服务、个案辅导服务、中风康复者小组、耆老家庭服务、半日消闲活动、耆老日间活动等等。
        颐康的成立与发展充满了艰辛与挑战，社工在其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努力帮助华人赢得尊严，争取权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机构创始人告诉我们：社会工作者要懂得争取机会，利用资源，运用民主，合法的方法去争取，这不仅让华人受益，还会让其它民族受益，为服务使用者争取更多。因而没有什么不能做，只要去争取。这让我对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仅要相信案主的潜力，同时也要相信自己的潜力，只要有想法，通过努力是一定可以做成的。这其中也体现出一种智慧和勇气。颐康也很重视良好工作环境的营造，工作人员之间相互鼓励，彼此支持，这也是一个好的机构所应具备的特点。还有一点我自己比较欣赏的是它很重视不同案主的不同需求，比如中国老人和日本老人的住房风格就不一样，而是按照他们各自的文化特色来安排住房内的布局，同样，老人对吃饭也可有一个选择，机构会为老人提供2－3个菜谱，由老人自己选择吃什么。这些都体现出了以案主为中心，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样是为华人服务，我们中国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是服务内容、服务质量，还是服务精神？
        但是，我还是存有一定疑惑的：颐康的大部分服务都是向服务对象收费的，可是事实上，很多老人也是没有钱的，他们如何满足这部分老人的需求呢？好，如果不收费，机构运作的资金又该怎么办？现在又涉及到了钱的问题。即使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甚至是在对外还欠债的情况下（不仅是颐康，还有参观的好多机构都是），还在继续扩大他们的服务项目、服务人群和服务的场地，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和精神，不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似乎它可以促进机构提供更好的服务，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可是再往深的层次考虑，如果和资金联系起来，这是不是一个非良性的循环，即机构缺乏资金，于是扩展项目，从而可向更多的服务对象收取费用，来满足机构发展的需要，机构发展了，所需的资金也就越多，从而又扩大服务……，此外，服务内容的增加，场地的扩大，也有利于可以获得更多政府的资助。所以我在想，机构的发展到底是要满足谁的需求？案主，政府，还是机构？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缺乏严密的论证，可能事实并不尽然，在此提出，只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24号下午，我们探访了名为East Metro Youth Services的机构，它为12－24岁的青年人提供服务，包括：咨询、与学校有关的项目、居住服务、小区发展和一些发展性服务等。关于青少年，总有讨论不完的话题。目前在国内对青少年进行教育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话题是性教育，所以对这个问题，我询问了机构的负责人。她介绍说：机构会为青少年提供安全套，如果他们有需要就可以自己拿。并没有什么专门的，集体性的课程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只是限于案主和工作者之间两个人来讨论。这与我们国内的情况是大大不同的，据我所知，中国有些地方的性教育还处在半遮半掩的阶段，如果教育者是这样一个态度，那学生大概也是差不多这样吧。所以现在国内同伴教育的方式正在兴起，让大家通过同辈群体内的相互影响，让他们明白性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种方式已经初见成果。可是这里还是要考虑一个国情的问题。中国的性教育是不是要像加拿大这么搞，是不是越开放，越正常化就越好的，我觉得不见得，美国当初的性解放思潮可能就是一个反例吧。所以在中国这种保守的文化里，如何把握好性教育的度，是社会工作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在听完机构介绍以后，我们又对孩子的住家进行了参观，值得学习的是，他们的住房是在社区里的，而且不同的住房在不同的社区，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标签化的问题。而且房子的布置也很讲究，硬件设施很好，利于孩子们归属感的形成。我们当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提供好的服务是否会增加案主的依赖性？是否造成资源的浪费？”机构人员给的回应是：“孩子不想回家说明家里还是存在问题的，比如家庭暴力问题没解决，父母生病等，这说明他们还有继续呆在机构的需求，那我们就继续满足其需求。”听到这个回应，我心中还是为之一震的，它让我又一次去反思社工的价值观了。他们这些工作人员没有从一些负面的方面去假设案主做选择的动机，而我们却觉得案主可能会有依赖性，不仅我们是这样，国内有一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案主本来已经恢复了社会功能，却为了享受在机构的生活而不愿离开的状况表示无奈和不解。这种差别反映出我们在对案主的看法是不同的，社工价值观要求我们去尊重案主，相信案主，而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这种假设，本身是不是不太符合价值观的要求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重复服务和资源浪费的现象是否存在，我想应该也有吧。另外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参观的这个住家是男女混住的，于是不免又会有疑问：青春期男女住在一起会不会出现问题？机构人员对我们的提问并没有否定，但也没有解释的很清楚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参观这个住房，让我不禁联想到中国为流浪儿童提供的“类家庭”，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处：都是有1－2个工作人员，有几个孩子，不是在机构而是在家庭中为他们提供服务等。但不同的是，“类家庭”一般只有两名人员，分别扮演“爸爸”和“妈妈”的角色，他们大多没有很高的学历，而加拿大这个机构的情况是一个住家有4－5名工作人员，其中一名是全职人员，另外的是兼职工作人员，且他们大多都是社区大学心理学相关专业毕业的，可能专业性会更强一些，具体这两种方式那种更好一些，现在还不好评判。
        25号上午，我们参观了多伦多市政府，了解了他们为民众开展的具体服务，一个感觉就是中加的政府侧重点很不一样，加拿大政府侧重于具体服务的提供，而国内则更倾向于管理与协调各个机构。同样，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政府也缺钱。看来社会服务资金还是有必要想一下如何解决的。
        最后参观的一个机构是Under the Banyan Tree，它也是华人办的机构，透过多元化的活动，增进智障人士自我成长及独立生活能力，以致能够融入社会及享有充实的生活。采用“结构式教学法”去协助智障人士建立技能。其主要服务内容有：感观训练、自闭症社交治疗小组、个人成长个别训练、青少年周末社交小组、春季及暑期日营、日间成人训练课程等等。
        在这个机构里，让我很感动的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是为智障人士提供服务，所以有一定的难度，而他们总是以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帮助他们，看到工作的情形，有时我自己也在想，如果换成是我，我会不会一直坚持下去，为他们服务，这是一个值得我反思的问题。
        以上，我只是对参观的一些机构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和感受的分享，其中的感受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并不一定是正确与合理的，有好多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求证和探讨。
        现在纵观所有的机构，总结起来，我对本次的探访有以下的感受：
        第一， 加拿大社工、社会服务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体系化，但也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完善。加拿大社工的发展比我们的历史要久很多，机构，政府、服务对象、社区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体系，然而中间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如服务的有效性、人员的配置方面等，任何事物都是有其两面性的，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足的方面，所以加拿大的社会服务并不如我在去之前所想象的那么完善，因而还是要进一步发展的。
        第二， 中加有很多相似之处：人口多元化、政府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华人文化等等，同时社工在两国发展也面临许多相同的困境，如：资金的问题；工作量大，项目多；类似机构之间如何协调服务；是否有足够多符合高要求的社会工作者等等。因而两国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探讨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 机构提供服务的好坏标准不明。到底是全面一些好，还是深入一些好，可能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认为，不妨也可以侧重一个方面，然后在机构之间形成互补。
        第四， 不同职业的人联系紧密。机构内有心理学家、社工、医生、其它工作人员等多种职员，网络性地发挥作用，协调的较好，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方面。
        第五， 社工真的是万能的吗？没有社工行吗？加拿大每个机构都设有社工，社工在不同的机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吗？如果没有他们又会怎样呢？不管怎样，这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社工还是很重要的。

交流
        1、与约克大学师生交流
        8月22日，我们与约克大学的师生进行了交流，他们向我们介绍学校的一些情况，和社工专业课程设置的情况，学生也分享了他们在学习社工的过程当中的感受。给我的感觉是：约克大学十分注重理论与实务的结合，老师很尊重他们，给他们的选择营造了比较自由的环境，并鼓励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敢于质疑。因而他们的学生常常question themselves question everything。这点是需要我们学习的。不过其实，加拿大的学生和我们也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都很真诚，热情，也会紧张。同时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也特别感兴趣，于是大陆和香港的同学都分别向他们也介绍了社工在两地发展的一些信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约克大学的老师谈到社工专业的“全球化”问题，而我们大陆的同学更多的是在说“本土化”的问题。毕竟，国情不一样，社工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关注点和侧重点就更不一样了，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社会工作首先发端于西方世界，如何使其在国内发挥大的作用，并不是照搬来就可以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总之，与约克大学的交流，让我们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拓宽了我看问题、看社工发展的思路和角度，所以与他们的交流让我觉得很有收获。
        2、与香港同学交流
        在去香港之前，尽管与到我们学校交流的香港学生有过接触，但是对他们还是不了解的，甚至还有一些刻板的印象，比如活泼、能力强、自我、追逐时尚等，到香港后，我很快地融入到了他们当中，因为他们始终散发出一种魅力，能让我感觉到他们的热情、擅于思考、关心别人、细心、创新、谦虚等等的特点。在与香港同学交流的内容方面，我更侧重的是了解他们对社工专业的认同感。因为在内地，存在社工专业学生毕业后流失的现象，那香港是否也类似呢？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发现他们对社工的认同感普遍是较高的，很多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前都知道社工，并对这个专业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因而选读此专业的原因一是喜欢这个专业，二是他们认为学起来比较容易。但在内地，入学前了解这个专业的学生并不多，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社工在中国的发展仅仅是在起步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但是流失的状况却是相似的，不过他们的流失率不如我们这么高，细细分析他们流失的原因，主要有：一，薪酬不高，二，社工是促使自我认识和成长的专业，通过学习，发现自己不适合做社工。这两点与内地学生也大体相似，可见流失的现象与专业本身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整个访学的过程当中，香港的老师和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使我的行程充满了愉悦和快乐，但更多的是反思和成长，能与他们有这么多地交流，我觉得很感恩。
        3、与大陆其它四所高校同学的交流
        北京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云南大学与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向都是很好的合作与交流的伙伴，这次访学能有幸地与这四所高校优秀的同学进行交流，我觉得特别的高兴。从在香港的聚合与认识，到在加拿大的共同分享与努力，再到回来以后的彼此支持，都让我受益匪浅。我们一起共同交流了各个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的情况，学生的特点，并对一些社会问题或社会服务有较深入和较广泛的交流。与她们接触，使我既看到了我们学校学生的优势，也看到了许多的不足。同时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低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的确，不仅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好课程，做好实务，同时也不能盲目乐观，还有抬头看看其他人的优势在哪里。学习与借鉴，这不仅适合于我们自身的学习与成长，同时中国社工的发展也是一样的。我们大陆的学生都很有信心，努力学习，来为推动社工发展而努力！
        总结到此，回头看看我们国内社工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的前景与空间却是那么大！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为了中国社工更美好的明天，我们共同努力吧！加油！

海无涯

加油 多多学习交流

飘飘风

海外的社工……

一帘冷

内容真的很多，估计要作者写书才好，谢谢楼主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