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来自加拿大的启示：用优势视角来做社工

卢慧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研究生项目与研究院副院长、曼尼托巴大学跨学科博士狄罗瑞 “在接触服务人群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不是他们的问题和缺点，而是关注他们的需求和能力，以及他们任何好的方面，比如动机、激情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如果人关注的是正向的一面，会比较积极的去改变。”

　　社会工作是人类应对城市化、工业化与市场化产生的社会问题的重要专业体系，如何来做社工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12月10日，在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讲坛上，来自加拿大的狄罗瑞教授分享了来自加拿大的启示--用优势视角来做社工。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研究生项目与研究院副院长、曼尼托巴大学跨学科博士（经济、人类学和社会工作）狄罗瑞（LAWRENCE DEANE）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社区工作、住房、就业发展等。

　　用优势视角来做社工

　　狄罗瑞不仅是一位研究社会工作的学者，在社会工作实践方面他也有丰富的经验。1988年至1991年，狄罗瑞在印度新德里担任项目官员，服务城市贫民，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社区卫生项目；他还曾在加拿大的一个社区，在培育当地人参与建设能力的同时协助社区建造了148幢住房。

　　在狄罗瑞看来，对于社会工作的服务人群，不应该关注他们的问题和缺点，而是关注他们的需求和能力，以及他们任何好的方面。

　　“关注的是正向的一面，会比较积极的去改变。如果只关注负面的一些方面，自己就会比较没有动力去做一些努力。”狄罗瑞说。

　　在印度服务期间，狄罗瑞和伙伴们为当地贫民窟的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但是一部分人会过度依赖他们所带去的资源，包括他们带去的医生和药物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狄罗瑞做了一个有趣的尝试。

　　他们从社区里选出8位妇女，为她们做定期培训，让她们能提供医疗服务。这8个妇女文化程度很低，基本上都不能读和写，所以社区里的人都觉得很危险，“如果他们配药的时候弄错了，那怎么办呢？”.

　　对此，狄罗瑞和其他的社会工作者找到一个简单的方法，用不同的颜色或不同的罐子，不同的形状代表不同的药品。

　　“在两年前，她们不认识字，不会读，两年后依旧不认识字，也不会读。但是她们学到了如何打疫苗，如何接生，怎么治疗结核病，以及社区中的一些疾病，她们知道怎么去为人服务。”狄罗瑞说。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也许我们的项目两三年结束了，外部的资源被阻断，不能带到社区里。但是这8个妇女依旧可以在社区中提供服务，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助人自助，所以大家都能理解。”狄罗瑞如此解释。

　　思考社会工作时要考虑制度建设

　　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与当前或者历史上实行的社会制度相关。在狄罗瑞看来，社会工作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去介入和解决被这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制度影响的这么一群人。

　　狄罗瑞介绍说，在加拿大历史上，加拿大的原住居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6500年时间，艰难地生存下来。欧洲人到这块土地上后，他们觉得原住民没有很好地利用这块土地的资源，就把土着民赶到最贫瘠的一个地方，让他们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自给自足。

　　欧洲人觉得这些原住居民应该和欧洲人一样进行统一的学习。所以欧洲人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原住居民进行宗教性的活动。另外，欧洲人还立法来把原住居民的孩子带走，把这些孩子统一放到学校里接受教育。

　　“进了学校，原住居民的孩子都要穿着统一的欧洲式的服装，然后说英语，不能说他们土着的语言，也不能进行一些土着的宗教活动。所有的都跟他们欧洲人一样。这样做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变成欧洲人。”狄罗瑞说。

　　这样的寄宿制学校不让孩子经常回家，一年只能回去一次。这些寄宿制学校特别拥挤，卫生条件也特别的差，没有什么医疗服务。孩子得结核病的几率是很高的。有很多关于身体的虐待，还包括性虐待的一些很可怕的例子。有30%到60%的孩子在前五年的时候就死了。这样的制度，一直持续了三代人。最后一所这种寄宿制学校被关掉是在1996年的时候。

　　这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衍生出了很多社会问题。“他们那些在学校里上学的小孩子，会觉得很孤独，有被遗弃的那种感觉。等他们长大以后，成为父母了，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他们在寄宿制学校里面的话，也学会了一些吸毒、酗酒。他们从学校里出来以后，也很容易和犯罪团伙一起进行犯罪活动。还有重要的一点，作为原住居民，他们对自己失去了自我认同感。”

　　在2008年的时候，加拿大的总理做了一个公开演讲，对原住居民进行了公开的道歉。加拿大对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创伤治愈。

　　“所以社会工作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去介入和解决被这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制度影响的这么一群人；要怎么去和他们一起工作。”狄罗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