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动用社会资源的路径分析》

社工哥哥 · 发表于 2010-9-11 22:29

社工动用社会资源的路径分析

邹光剑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武汉 430079

内容摘要：社会资源的动员、获取和利用是社会工作者解决案主十分关键的一环[url=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496e3921010086v6&url=http://static10.photo.sina.com.cn/orignal/496e392144390cd1a0139][/url]，但现实中流行于社会工作中个体主义偏向产生了许多不利于案主问题解决的后果。本文尝试从社会嵌入和社会网络的视角，首先分析案主困境产生的结构因素，然后说明资源动用对案主问题解决的重要性，最后提出从“整合—强关系”和“联合—若关系’两方面构建起社会工作者动用社会资源的路径。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会嵌入；资源动用；路径分析

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和谐的工程师，在助人的工作中，除了自身的专业素质外，社会资源是不是能够动员、获取和使用往往成为其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案主问题的解决要借助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社会资源，社会工作者需要通过有效的协调，使案主得到这些必须的资源以解决问题，摆脱困境，提高生活质量。但是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资源从何得到？怎么动员和动用？路径和在？这是本文试图去回答的问题。
一、个体偏向的社工误区
当前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弱势群体地位的形成是其个人原因造成的，案主就所以陷入困境，或者是因为案主能力低下或者是按着身体素质有问题或者是案主心里存在缺陷。因而社会工作者常常从案主个人身上去寻找原因，从案主身上和身边去寻找资源以求解决问题。的确，案主的问题和困境与其自身的能力、素质及个人因素息息相关，但是，这中个体主义偏向的社工方法常常导致很多不良的后果，不利于案主问题真正的解决。
首先，它局限了资源动用的范围，社会工作者的对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以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者能力无法保持个人以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与支持和帮助的群体，因此，社会工作中的案主本身以及所处的环境已经划定了其资源占有、是由的机会和能力比较小，而社会工作者的资源搜寻又定位与案主身上，这样的搜寻其结果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并且对于处在弱势地位的群体的帮助也必然是肤浅的。
其次，它抑制了弱势群体的发言权。要改变案主的生存状况就必须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帮助和支持，外力的帮助和支持是改善他们状况的主要力量，而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其前提条件是弱势群体的生药和要求要被社会听见。他们的处境不光是他们自身的原因。社会资源、社会机会的不平等分配才是他们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因而在制度和法律的设置中应该充分听取他们的声音，但是现实中，他们的声音和要求往往被淹没在掌握话语权的上层社会和所谓的社会精英手中，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而社会工作者的个体主义偏向没有理通这种声音发出的通道，反而是抑制了这种发言权。社会工作者从案主自身寻找资源以解决案主问本身就传达了案主问题和困境是由其自身因素造成的错觉，从而使社会弱势群体在寻找困境原因时看不到更为广阔的视界，抑制了他们从外部和社会结构寻找、动用和争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动力，这样的声音也就注定湮灭在社会工作者的个体主义偏向的“帮助”中。
再次，它不能更好、更及时的解决案主问题，使其脱离困境。社会工作者在案主身上挖掘资源注定是有限的，并且效率不高，如果案主不能从外界获得帮助，不能打破其身陷其中的社会结构，案主的问题的解决就只能是表面和肤浅的。
二、案主困境的成因分析
案主的困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我们在解决案主问题时的关键所在，社会工作者只有在正确把握的前提下，才能制定好工作的计划并且按计划如期的取得效果。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案主问题和困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一）社会嵌入下的权力失语
无论社会工作者还是社会工作的对象，他们都是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设置下工作和行动的，大的上航北京是社会工作一切内容的外在框架。案主困境是一种社会设置的模式，社会资源深深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工作者便是在结构网络中为案主协调和动用社会资源的人。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分析案主的困境是，不能只看到案主自身的缺陷。事实上，案主困境的引起，问题的产生更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结果。社会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剥削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便开始产生，尽管我们心存自由、平等的美好愿望。作为社会利益的既得集团和各个利益阶层的出现，社会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人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是不一致的。当这样的不一致被制度化并长久流传和延续时，它变成为了一种看不见的强制力量，不同阶层的人自出生那一刻起便被赋予了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自然，资源的占有量也就不一样。但是上层的富足生活是以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境遇为条件的，因而掌握国家机器的上层人士和其他的社会阶层处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他们必然千方百计的限制下层民众动用和占有社会各种资源的权力和机会，这样的结果是：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获取维持自己和家庭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权力相对中上层人士来说就过于狭小。因而他们在权力的争夺和占有上，出现集体的权力失语，在社会排除的情况下，他们出现心理问题，人际关系封闭，社会活动范围过窄，就业信息和机会过少，向上的社会流动可能性小，个人和家庭出现困境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二）个体能力的贫困
以上从社会系统和个体所处的环境分析了案主问题产生的原因，但是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的，在既有社会框架下的个人因素也是造成案主困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所说的能量是指在排除社会权利分配不公前提下的个体心理、身理者智力的能力。从大量的案例来看，个体原因是社会工作者最易接触、发现和认识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心理能力的缺乏。任何个体的一切行动都来自于他的心理世界的需求和动机。当一个人拥有良好的心态，持久的毅力自信乐观的个性和对美好生活向往时，他或者她必然以入世的态度积极乐观的融入社会，展开社会活动，改变自己不利的处境，提升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但是一旦个人在心理品质和心理能力上出现问题时，个人的社会困境也就相伴产生，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并且交往的对象为相似境遇的群体时，消极、保守、不作为的亚文化便逐步的形成，最后形成整个群体的困境。
其次，身理能力的低下常常成为案主困境的原因，在某种情景下，还是主要的原因。身理的能力说到底就是身理能力的完好性，她表现为个体拥有良好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同时它为个体的运动能力、工作能力、交往能力、经济政治活动能力奠定基础。一旦案主出现身体残疾、生理病变、身体机能衰退等现象时，个体寻找社会资源，占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希望便会丧失，甚至出现马太效应，把其该有的也剥夺掉了。
再次，人力资本存量过少。作为社会工作对象的案主，往往属于人力资源存量比较小的人群，在科技飞速发展，知识经济日益凸显的今天，个人的教育背景、知识技能往往成为个人获得社会资源，占有更好就业机会，向上流动的砝码。社会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弱势，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人力资源的投资，而较少的人力资本更进一步促成了他们社会境遇的低下和困难的丛生，这又使得其更加难以为自己和下一代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样，恶性的循环加剧了个体的社会困境，进一步抑制了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
三、社会工作者动用社会资源解决案主困境的路径
无论是社会嵌入下的案主权力失语还是案主心理、生理和人力资本的缺失和低下，归根结底在于，案主占有的社会资源过少，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从而使得案主遭受社会排斥，陷入社会困境。因而，社会工作者在解决案主问题时，能否动用资源为案主服务变成为其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那么社会工作者怎么动用社会资源呢？其路径是什么？
迈克尔"武考克在微观层面，把社群内部的联系称为整合，把社群外的网络称为链合，整合和链合作为社会资本独立而又互补的形态，可以增加城市弱势群体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城市贫困群体的发展首先是通过有共同的邻居、民族、宗教或家庭关系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在其中集中实现的，整合能够使参加者彼此提供一定范围的服务和资源，从介绍工作到照看小孩等；贫困群体要取得长期的发展，就要在其最初团体之外发展社会关系，因为加强社群内的整合的最初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让路于广阔的超社群链合。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和怀南等认为，在既存的社会网络中个体有两条途径与他人联系，即强关系和若关系。两者的所指对象不同，其动用资源量和资源的质量也不一样。格兰诺维特从四个纬度来测量一个关系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的，一是看互动的频率，互动次数多则是强关系，反之则是弱关系，二是感情力量的强弱，感情较强、较深则是强关系，反之则是弱关系；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是弱关系；最后是看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是强关系，反之是弱关系。弱关系主要用于群体、组织之间建立纽带联系，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本文根据上面的理论试图分析社会工作者从整合—强关系和联合—弱关系两方面去寻找社会资源为案主服务。同时，由于国家是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我们最后加入了国家这一层面。
（一）整合—强关系
整合—强关系是指网络的范围是小的、密集的、同类的、有高强度的频繁联系所形成的内部关系。帕特南指出：“整合—强关系有诸如信任、规范以及亲密的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在考虑动用整合—强关系调用社会资源时，主要从邻里组织、宗族、家庭、亲戚朋友等等强关系出发寻找。因为，在这样对象中，此类网络密集，案主有更大可能获得所需的帮助和支持，其原因在于案主与他们具有强大的血缘，地缘关系从而使他们形成了紧密的交往，培养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流。这些群体和个人更愿意付出自己的资源和行动。
（二）联合—弱关系
联合—弱关系是联结松散、经常变动、非组织化、非正式的网络关系。一般来说，松散性网络是巨大的、稀疏的、多样的、具有低强度的不频繁接触，形成内部的弱关系；格兰诺维特认为可以从互动的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四个维度来测量：互动的次数少，感情较强较浅、关系松散、互惠交换少而窄的为弱关系关系。那些连结松散的非正式群体构成的联合—弱关系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在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它们在某些环境下比正式地组织化了的志愿性社团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的联系纽带，正如林南认为，弱关系不仅是社群间信息沟通的桥梁，而且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往往是通过它来完成；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采取工具性行动时，如果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更高的地位，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给他带来比强关系更多的社会资源，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摄取社会资源时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效、更重要。这一观点，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就意味着要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应该建立广泛的弱关系，因为弱关系连接着分布范围很广的、不同阶层的、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人们透过弱关系所能接触的人更多，在社会上所能延伸的触角愈远，可以联络到更多、更具异质性的人群。
内部整合并建立社群外部网络，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实质上就是组织化增权过程，组织化增权是指具有同类特质、但处于原子化状况的个体加入自己组织，形成自主，并将其嵌入到社会权力体系的过程。从而使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提供相互支持和各种服务，尤其是穷人能够从集团的成员身份中获得比富人更大的收益，因为富人可以掏钱购买这些服务；势群体以组织的形态面对社会，获取更多的信息、培训以及再就业等机会，并提高博弈能力等等
（三）政府途径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有权利、有义务为弱势群体提供必须的帮助和支持，让社会成员不因为自己或者社会的原因陷入不可复加的地步。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来管理和处理这方面的事务。在中国，由于现实中是一个强政府小社会，政府几乎掌握了社会的所有资源，因而政府更具有责任和义务来提供案主所需的必要社会资源。我国现在相应的部门都有相关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部门，它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特别是我国的民政部、民政厅和民政局更是主管社会救助、慈善、低保和优抚等公务的机关，这里蕴藏丰富的资源，社会工作者必须先要了解各种救助、补助和支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规定，法定程序，申请资格等，针对案主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向有关部门申请，从而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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