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a Colby(美国休斯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全美国社工教育协会主席) 7 K$ h" m% ^; S' J! c
我第一次踏入中国已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在几十年间,中国无论在科技、人文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转变。我相信这种转变在未来会持续,在社工界,转变会带来社会工作制度的成长。我每次到中国都会有新的启发,这些启发来自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的思想等,中国的社会工作面临很多机会,希望中国找出适合自己的社工发展道路。 d8 i) V9 l7 K2 S1 i6 P$ c
John Ang(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工作学系资深研究员、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亚太区副会长) . X6 u- ~4 d3 B' x1 _中国当前应当要培养社工和社会理论家,开展彼此之间的对话,鼓励社工从工作实践中抽离,进行理论的探讨。个别的模式要进行不断的检验和长时间的探讨,给予社更多自由的空间和发展。 & s; }) B; C* X1 ^3 V+ `
Eric Blyth(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人类与健康科学系教授、《英国社会工作期刊》编辑) / P- C n( j! A. Y* U我为中国和深圳社会工作的发展感到高兴,受到鼓舞。我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建立不同的模式,因为每个地区、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需要。鼓励社工的制度发展时,可以考虑每个地区独特的需要,以提供最合适、到位的社会工作服务。 % ^* \# u" J7 i. s) ~4 [7 M5 ^
Karen Healy(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社会工作及人本服务学院副教授) + I1 T8 g8 f+ @1 t m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工作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也为中国的起步感到鼓舞,因为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社工与义工有不同的角色和功能,这是走向专业化的开始。另外,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政府在社会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因为政府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动力。我认为,政府的政策还可以更加着力培训刚毕业的社会工作者,因为他们将会是未来的栋梁。$ u* W7 R# o/ Y( t+ ?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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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 A4 @) x( |4 ?; h 政府对待民间化运作要再大度开明些,制定适应本土的政策。我认为当下值得探讨的问题有:深圳模式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国际和中国的社工经验交汇在哪里?针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不同体制,香港督导是否有处理的经验?经济危机下的社工应该做些什么# A: i& J& _( w5 S& K; z- a: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