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做社工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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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做社工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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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张超雄：社工是可以为社会带来改变的，无论你是什么岗位，你是小角色或是机构主管，我们都主宰着不少的力量，我们天职便是组织群众，带出弱势群体的声音。我们只要有这颗心，有这团火在心里，其实便可逐渐实现这个理想。视频：http://t.cn/8FjumEv

    我出身社工界在80年代初，那时社会气氛很正面。还记得有电视剧叫北斗星（无线电视1976年剧集），港台电视节目狮子山下亦有好几集提及社工。那些年，我地做社工好鬼自豪。我们代表着帮助弱势社群，代表着正义能量。

   那时是罗曼蒂克的时候，虽然70-80年代社会还是贫穷，但真正是有种狮子山下精神，互相关怀的气氛。各种非政府组织，有自己的理念，可能是教会价值，或者是照顾乡里，扶助弱小。虽然当时社福制度不是很完备，但这些组织回应社会需要，发展各种服务。而政府亦乐意有非政府机构的存在，随着社会经济资源增多，政府就进行拨款和服务标准化。那时社福界很蓬勃，欣欣向荣。整个社会是一心搞好服务，把最好给最有需要的人。当时的气氛，社会运动和社工的理想是活出来了。

    那时候，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是伙伴关系，当时大家有倾有讲。例如港英政府就有白皮书政策规划，是很好的。那时，社署、社联、大小社福组织、服务使用者等，会一起就不同范畴每年交流意见，制定计划。例如就社会需要设立新服务，服务的人手，资源，理念，实行方案等。这种规划，是民间、政府和服务使用者一起参与制定的，有理性、透明度高。大家都知道未来社福发展的方向。

    以前社工的自由度很大。我记得，以前我在青少年中心，我曾经组织青少年联同街坊一起游行，反对九巴加价，又曾经在青少年中心举办关于反对中三淘汰试和文革的讨论。现在青少年中心若搞游行，是难以置信的。很多社工不敢上街，甚至觉得上街是破坏社会秩序，不合乎社工价值。但回想以前，不少社区发展工作，是涉及带领街坊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甚至对抗不公义的制度。

    检讨现在：专业迷失，社福界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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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专业是迷失的。我们被一些利益团体，如大型非政府机构支配了，以往社工可以透过社联去跟政府集体谈判，又因为一笔过拨款而失去了这种商讨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变成大购买者，非政府机构成为承办商，整个社福界没有蓝图没有规划没有开放的沟通平台。

    政府为何不肯和你民间规划呢？因为要把社会服务非政治化。本来讨论社福出路是一个理性过程，现在把权力收回中央，政府讲到明不会像回归前般用白皮书，她会在「适当时做适当的事」，但其实是不想和民间分享她的权力。以往有计划，政府承诺了要做的就要按时去做，权力被限制。现在按她的时间表，喜欢推多少钱多少服务，成为了政治决定。现在推新服务，目的可能是用来回应一些人的投诉，而发放资源的准则是亲疏有别，又或者用来做一些对政权管治有帮助的事。

    政府会无情情突然宣布有一个新的服务，然后拿一旧钱出来让『大家啄啦！抢啦！』于是各机构成为大家的竞争对手，每个机构会把自己服务的成功之道视为『商业秘密』，大家互相压价，明明是蚀本的，也要『斗陪嫁妆』抢合约。但结果因为价钱太低了，要一边发展自负盈亏的『中产服务』来增加盈余来补点，或者要求社工兼任多职，摊分开销。

    在一笔过拨款和竞投计划的游戏规则下，社福走向市场化，机构必须走垄断化的方向，在服务资助和范畴上拿地盘，扩张，建立自己的皇国，务求不让被人大吃小，被侵吞。今天机构和商业机构分别不大。社工的工作不是行公义，彰显社会价值，而是一天到晚搞行政做宣传公关搵钱，做文件填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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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机构和社工的关系变得很疏离，就像判头和建筑工人的关系。机构要求社工：『你总之要死掂畀我，你死唔掂呢，我就唔要你。』社工的工作环境极不稳定，没有长期工，只有合约。没有升迁机会，没有前景。社工的工作亦割裂了，强调工具性，讲效率。社工的工作化成一件件的工序。今天服务使用者有困难，要找社工不容易，要预约。即使是约见了，也可能是按规矩处理，仅仅做完我这个工作便算。为了回应政府对数字的要求，我们宁可去做一些易「报数」的工作，也不去把服务使用者当成一个人，全面地关顾他各方面的需要。

    出路：回归群众，寻回专业自主

   

    我觉得出路在群众那里。社工一直相信，「由下以上」的理念，即是群众的力量。社工精神，就是希望到了最后，自己会不见了，受助者已不再是受助者，自己站起来了。

    近年一个令我觉得回归社工基本精神的例子，就是社区重建。例如湾仔喜帖街重建事件上，我们看到个别社工出来组织街坊发声，甚至发展至最后出了一个民间重建方案（h15哑铃方案），虽然最后他们都输了。但他们输得轰轰烈烈。至少今日市区重建区，已受到湾仔个案的影响，不能再像以往一样乱来，忽视在地居民的需要

   

    当然，整笔过拨款，社福界市场化，是重要的制度问题，我们需要处理。但是要向社会人士交待『一批过拨款』的问题，容易被误解为『社工权益』，难以令社会人士明白。所以，我倾向回到服务使用者作为起点，让他们发声，指出社工人手流失令服务质素下降，先令社会明白，才能使制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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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我是希望社工自己要有一种醒觉，带到服务使用者那里，通过组织他们，让群众充权，一起参与社会运动，再由群众把不公平的制度推翻，推动整个社福界进行改革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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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社工现在面对的各种难处，工作不稳定，工作量大等。但我想强调，社工的专业在于我们的『自主』，每一个社工有一个价值，有一种警觉性，是不应该受到机构的利益，或者政府的利益所左右。我们除了提供服务之外，也要改善社会的政策，维持公义的制度。我们要有这种警觉性。我经常叫大家『反叛点』，不要老是跟随政府或机构或上司的指示。你要清楚自己的价值和工作方向，亦要向服务使用者提供清楚的信息，让他明白制度上有何不公义，然后在各自的岗位发挥，集体进行抗衡(Collective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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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愿景是想看见一个强壮的公民社会，里面有非政府机构，也有很多自助组织，群众团体，各自有角色。很多的人本服务，不是再只由大型的机构垄断。每个社区有自己精彩的地方，而社工是促进者，一个中间人，去鼓励，去促成居民在社区里，有自主独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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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每位社工说：社工行业的本质，是社会的改变因子。无论我们是Small Potato小角色还是机构主管，我们也主宰着不少力量。我们的天职就是去组织群众，把弱势，没声音的群体带出他们的声音。无论如何，只是有心，有这种火，其实我们就会逐渐把理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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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超雄现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2004年至2008年曾任立法会社会福利界议员，成立了以推动社会改革为目标的「正言汇社」，现为工党副主席。

张超雄于澳门出生，七岁来港定居。妈妈是中国人，爸爸则是秘鲁华侨。父母分别任职小学校长及注册护士。由于祖母懂西班牙文，故祖母替他起了一个西班牙名「Fernando」。

张超雄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社会工作系，后赴美进修及在当地社区机构工作15年，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取得博士学位。其文章刊登于各大报章，曾出版《请勿怜悯》一书，详述本港残疾人士处境。

张超雄长期关注贫穷问题，对贫富悬殊、社会保障、残疾人士需要、家庭暴力等重要社会议题有深入了解。此外，他亦致力推动公民社会发展，捍卫人权和社会公义等价值。在留美期间，张超雄一直争取当地亚裔人士权益，更获屋仑（奥克兰）市政府把9月13日订为Dr. Fernando Cheung’s Day，以纪念他的贡献。

四年前，张超雄毅然放弃参选社褔界功能组别，转为参加新界西地区直选，惜以数千票之差落败。离开议会后，没有就此停下来，继续走上街头，组织弱势群体、基层争取自身权益。虽然未能在议会发声，但张超雄却有更多时间与最需要、最无助的一群共处，一起争取基本权益。在民间运动遇到的困难，更令人认识到议会的重要，民间社会与议会应有机的契合，让被忽视的群体获得社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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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张超雄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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