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

社考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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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学刊》 作者 熊跃根

【内容提要】 自社会工作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其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致力于回应社会需要和解决个人／家庭或社会问题。然而，伴随着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社会工作早期发展起来的价值判断、技巧与实践模式，已难以适应变迁的文化与政策环境。因此，在21世纪，社会工作需要进入新的启蒙状态，对过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做全面的反思。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制度、文化、专业学科体系和社会结构等的差异，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道路。

【关 键 词】社会诊断/社会干预/增权实践/社会工作理论

【作者简介】熊跃根，1965年生，社会福利哲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背景下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与专业，社会工作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社会工作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门日益受到重视的专业和职业，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也获得了应有的认同。在人类社会回应社会需要和解决个人／家庭或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社会工作实践被赋予与科学和艺术同等重要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伴随着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社会工作早期发展起来的价值判断、技巧与实践模式，同变迁的文化与政策环境等不相符合了。在社会环境与人类行为日益受到复杂社会制度与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建立在个人主义与微观治疗基础上的专业实践需要重新反思传统的理论基础，而发展理论成为促进社会科学进步的重要内在动力。1915年美国高等教育界先驱亚伯拉罕·费雷克斯纳(A. Flexner)发表了题为“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的重要演讲，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历史的一个标志与专业认同发展的决定性事件，也确立了专业标准讨论的重要发端。1917年社会工作奠基人玛丽·里士满(M.Richmond)出版《社会诊断》一书，倡导社会工作的专业主义基础与合法性，它成为社会工作早期实践的指南和理论基础。从费雷克斯纳的质疑到里士满的专业论述，社会工作经历了第一个正规化和系统化的阶段，但理论基础的定位似乎并不牢靠，因为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早期社会工作实践的价值观和方法。

从专业形成与发展的早期开始，社会工作领域内的理论建构就一直试图将理论与干预方法结合在一起。同时，从学科与专业形成初期，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技巧和知识三角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为增强实践效率和提升专业认同，它不断地将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实践方法和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并运用在自身专业范畴，这样社会工作就成为一个在动态中发展的专业。对社会工作而言，其科学性取决于理论与对人的行为解释力的相互关系、干预人的心理与行为问题的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各种助人行动背后的伦理价值的正当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变迁的发展，社会工作的多样性和价值观的包容性也日益得到重视，它反映到理论的发展上即须更注重将概念与实践模式的融合性和地方性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理论的应用张力。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探讨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分析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科学基础与理论建构形成的传统；第二，过去20年来社会工作的发展与理论变化；第三，认识和反思社会工作理论的特质和价值，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加快和社会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包容性增长与社会政策发展的关系，如何促进社会服务与创新型社会管理机制的发展，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在社会服务理论与方法上拓展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理解在中国社会里社会工作理论赖以形成与建立的文化基础具有的重要意义。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科学基础与理论建构

在讨论社会工作专业化或职业标准的历史时，人们很难忽视1915年费雷克斯纳的演讲及其产生的影响。二十多年前有美国学者指出，这篇演讲促成了早期的社会工作者推进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努力，除了认识专业标准外，更应深刻分析这门职业在实践中树立专业地位所应具备的条件。作为一门科学和艺术，社会工作的理论特质到底是什么?如何从理论的建构角度来认识社会工作的科学性?这是深入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普遍性和地域性的重要前提，也是理解社会工作实践的多重面向的基础。

1.医学的科学基础和训练模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工作早期实践在价值观上主要受到宗教理念的影响，而在知识观上则主要受到了医学的影响。在里士满所著的《社会诊断》一书中，她强调通过对个体和家庭的调查获得“社会证据”，从而对有各种精神层面问题(包括压抑、精神疾病等)的个人及其家庭成员进行有效的干预。作为一个主要以志愿者为主体的社会服务机构，慈善组织会社使用了一些包括医生在内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知识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机构的发展方向。里士满指出，从受助者个人、家庭成员和家庭外部人士得到的社会证据资料，将有助于社会工作者理解其人格的重要前提。在社会工作实践中，里士满认为，“诊断”概念的使用就像其他科学领域一样，就是特指对具体某个服务对象或受助者的社会状况(或社会情境)和人格进行精确的界定。然而，同医学或其他科学领域不同的是，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诊断主要取决于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观察和在场经历，而问题事实很多时候是通过访谈或询问得到的。同时，证据的类型包括以下三种：真实证据、鉴定证据、环境证据。

对以治疗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来说，社会工作从技术上来讲只是一种普通或一般通用式的专业，其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关爱、治疗和保护三个方面。在早期社会工作历史中，服务对象或案主的问题被看做是社会的麻烦或羞耻，他们的行为是越轨的或反常的，因此，社会工作就是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矫正，并从道德上进行教化，这一过程被后人称为“正常化”。在个人问题与社会环境中，社会工作者变成一种技术机制，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使受助者生活世界正常化，而在人类情感和相关的人际关系中，是否可以通过外人来修复或管理这种关系远未可知。当代社会工作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得到快速发展，成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专业发展的标准而言，早期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成熟受到了医学专业及其评估体系的强烈影响，20世纪上半叶医学专家及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决策者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工作在北美的基本方向。

19世纪社会工作早期实践的主要目的是为穷人等低下阶层的伦理生活提供指引，通过将生活处境与行为的道德关联起来确立其行动的合法性。这种使慈善实践作为一种自然化的助人行为，更多的是通过宗教理念和道德指引来完成，基本上还谈不上专业性。由于工业革命导致的技术进步和医学、法学等专业的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逐步受到外部专业体系的影响。在社会工作一对一的助人实践中，早期的工作者借助医学模式，强调实践中的取证与诊断，注重助人活动中工作者的目视、问询、检查等环节，并以此作为诊断和干预的基础。而在社区干预领域，社会工作实践则强调对社区问题和服务对象需要的调查、询问、评估和行动干预。

2.社会病理学的归因说和个人化的诊疗技术：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动力学说及临床实践的引入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美的大学里，医学和法学等学科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专业，医生和律师也在社会中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同，它们在职业体系中占据了较为坚固的位置。正是基于对这些专业的判断和考察，费雷克斯纳在1915年的演说中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提出了严峻的质疑，也是从这一质疑开始，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和领导者开始了探索专业化的道路。在《社会诊断》一书中，里士满对个人或家庭问题做出了病理学的分析，并提出了个人化的解决办法，这与北美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依赖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西方工业化发展早期，科学的知识基础在美国社会还并不牢靠，人们仍然受到宗教传统与规范的影响，对教育的认知还多从牧师那里得来。在一个开放和广袤的社会里，面对面、口耳相传的沟通方式比间接的交流渠道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同。

相对于对个人人格或情绪问题的诊断，对社会问题的诊断却往往要复杂得多。当代工业化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对利益追逐的理性变得日益疯狂和失控，成为非理性的重要基础。因此，讨论和干预当代社会里的人与社会的问题，病理的归因也就比原来复杂。当代德国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霍耐特在《理性的病理：论批判理论的遗产》一书中指出，社会病理学作为社会哲学的内容，是对时代病症或问题的诊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社会哲学思潮，主要受到了基督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以社会病理学为基础的社会哲学形成于19世纪，并且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在那个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里，贫困被视为个人的道德沦丧，社会普遍认为经济贫困决定了社会图景，强调个人品德与生活处境的关联，而否认社会结构与个人命运的实际联系。有学者指出，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社会政策的智识传统中，以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国家干预贫困和为穷人提供福利的基本理念。20世纪40年代以来，理想主义思潮则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促进了国家福利的扩张和社会政策的迅速发展，同时也使得社会服务成为福利国家体系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由于国家干预社会问题的方式与提供社会服务范畴的差异，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背后的伦理和方法在欧洲与美国也不尽相同。在欧洲，个人的问题与处境不仅仅被视为人格化的结果，通常也会被理解为社会结构与环境变化的产物。在美国，除非受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环境动荡的影响，一般而言，个人问题经常会被理解为人格化和功能障碍的结果。因此，在美国，社会工作虽然也强调宏观干预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时候制度变迁与政策干预的声音被注重微观治疗的洪流所淹没，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个人主义与最小国家主义的制度烙印。社会工作专业肇始于欧美19世纪晚期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时期的贫困问题及其社会控制的实践，其主要诱因是最小国家主义的不干预和功利主义社会伦理为民间慈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次，北美社会对科学和专业主义的推崇促进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出现和系统化发展。从专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不仅受到了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社会哲学思潮的影响，还受到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深刻影响。同时，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发育，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专业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在西方社会工业化早期，由于文化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双重影响，人们倾向于将贫困与情绪等问题看做是个人的道德困境与社会功能缺损的结果，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基本上是将它们与道德立场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基于此，社会工作实践的早期出发点就是工作者试图将个人问题的社会病理诊断与干预处方结合起来，通过以个人行为治疗与家庭关系协调为基础的实践来不断提升助人行为的科学性。随着社会变迁、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与专业体系的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和专业开始进入大学教育体系，因此，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发展也逐步由个人关怀向社会干预转向，在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的影响下，专业人员和社会服务组织开始意识到，社会干预应将个人处境与社会环境及制度变迁联系起来考虑。这是因为：第一，个人问题逐渐被一些人理解为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结果；第二，人的脆弱性并不完全是由个人的原因导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与政策失效的反映；第三，一些弱势人群(如贫困黑人群体和贫民窟的形成)问题是社会服务提供不足与社会政策失败造成的；第四，在一些社区，社会需要与社会服务之间的鸿沟在于公共政策与社会服务在制度设计和社会回应方面存在缺陷；第五，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使得政府和专业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干预需要不同专业实践的整合，这一点促进了社会工作教育和专业实践强调通才取向及整合实践的发展。将社会环境、生态系统以及多元的社会运动模式纳入社会工作理论的范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内在动力。

3.社会工作的理论分类和演变

社会工作理论是解释人与社会问题以及寻求干预行动策略的概念体系与学说。由于学科历史与专业发展的渊源，社会工作理论具有显著的习得性与外生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社会工作领域才逐渐出现“专门的”或“自我生成的”(self-generated)知识，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专家，从这一时期开始，社会工作者开始仔细地对其实务进行概念化的工作。社会工作知识基础的出现和增强，也进一步型塑了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早期的社会工作知识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在专业群体内部取得基本共识，即所有社会工作者都应掌握共同的知识基础，从而具备某种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professional competence)。由于社会工作是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群的问题，要求其具有实践智慧，因此，专业的理论就是由特定的说理过程、知识系统和行动程序构成，从而使得干预问题的行动具有有效性和非伤害性。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的理论前提是通过有效经验和特定知识的生产与积累，从而建立可靠的和有价值的实践智慧，不同的实践模式为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提供了不同情境下的行动框架。

在早期社会工作知识基础和专业化发展进程中，人们还普遍面临不同的理论和干预模式之间的对立或冲突，这对专业训练尤其是对社会工作学生和专业人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甚至困境。因此，要提升专业认同，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使社会工作实践有一个牢靠而稳固的知识基础。社会工作的主要目的在历史上就是缩小受助者(需要)系统与资源系统之间的差距，社会工作领域的本质决定了其专才特质。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对确立社会工作的专门领域至关重要，它不仅取决于社会工作自身的实践有效性，也取决于社会需要与资源系统之间的不一致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弥补。随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工作界日益认识到，社会工作实践已经成为一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广泛知识基础的智力与专业活动。要提升这一助人活动的专业认同、社会认可与内在效度，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多年来，社会工作共同体不断努力的一个方向，是致力于探索并建立一些普遍适用的实践框架，它们将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以及有关人类关系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使这一专业的知识基础日益变得宽厚。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工作元理论或核心理论的疑问也在不断加深。

当代社会工作的发展与理论变化

社会工作是一门演化的学科和专业，经过了早期慈善实践对助人活动的专业性质和地位的探索、20世纪早期心理动力学说的渗透和社会政策的发展，社会工作的理论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狭隘的以个人问题为主的临床干预实践。以研究专业制度著称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德鲁·阿博特在其论文中曾提出，社会工作专业的概念包含了三个连续的论述，即功能主义的概念、生态学的概念和网络—构成的概念，它们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工作专业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影响的社会环境与专业团体复杂的互动关系。

1.复杂的社会系统与社会组织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与早期社会工作相比，技术变迁、环境与生态变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使得当代社会工作者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和人类行为，也就对这门以助人为核心的社会科学与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挑战。传统上以个人问题干预为核心的个案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需要注意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在实践中加强对非心理因素的重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重要发展进程之一，是逐步摆脱狭隘的以个案为中心的治疗实践，在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日益受到社会制度和宏观环境约束的背景下更加强调社会干预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已经完成从个人干预向社会干预的转向。对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而言，临床治疗或临床实践是社会干预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绝不能替代社会干预本身。在当今社会里，社会科学家已在社会问题的原因分析上形成共识，即结构性的成因而非个人原因是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缘由，这就使得过去的个人或社会问题的病理归因说和道德判断也发生了转变，专业工作者避免强调个人归因和谴责受害者已经成为职业惯习。

今天，在社会系统和外部经济环境不断变迁的情形下，福利体制与社会服务体系受到的约束与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伦理与道义选择，个体主义与管理主义在专业活动领域的盛行是一个明证。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深刻认识到，社会工作的实践应注重在新的背景下调整干预策略，即不仅要关注个人治疗，更要注重社会变革与社会干预，而在理论上要从个人主义向制度主义转变。当代德国批判理论家霍耐特指出，对资本主义理性的病态和局限性的分析，即社会病理学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社会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来彻底地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生活形式及其经验，从而找到实践正义的辩证法。而英国社会工作学者大卫·豪指出，当代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前提是专业工作者必须具备足够的“社会理解”，这些知识使他们能够在不同情境下完成有效干预与关怀的目标。

2.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对社会服务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消费方式经历“后现代转向”后，个人化和生活政治一方面使得个人的权利意识与权力感日益增强，人们对政府的政治干预与政策规划会趋于提出更多的诉求；另一方面不同阶层的公民也在外部制度变化的条件下面临诸多的风险。这一切都使得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变得比过去更为复杂。正如西方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与社会危机对人的处境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为一门解决个人危机和处理社会问题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日益充满政治的挑战。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不仅仅要充当处理个人隐私和调适人际关系、心理的专家，更重要的是懂得从政治场域、情感性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入手，运用制度干预与政策变革的策略，来帮助受助者掌握规划人生和预防人生风险的能力，而不再是简单地通过治疗来改善个人的社会功能。近30年来，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逐步凸显了“政治”的回归，它不仅反映了变迁的社会结构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制度对社会科学带来的冲击，还显示了其作为社会福利制度自身面临的深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理论升华具有更紧迫的意义。

社会工作实践须从新的视角出发，不仅要重新认识社会工作一贯的理念和方法，还要深入思考专业理论与实践策略的一般基础。从“案主”(服务对象)到“服务使用者”和“参与者”，由于角色的变化，社会工作过程中的关系及其建构也发生了转变。因此，在一个变迁的新的时代里，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对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的理解，首先就是要对专业角色的“自我”有一个全新的理解，重新认识以助人为核心的专业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医疗手段的飞速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也日益受到各种风险的挑战，风险与社会工作的关联变得比过去更加紧密，这些风险包括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制度风险等都将对人的行为方式和福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服务领域(或场所)，社会工作者也需慎重评估服务可能产生的各种潜在风险。

在现代风险社会里，由于服务对象或消费者的权利与民主意识不断提升，他们对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各项社会政策的效果及副作用也更加敏感。为减少这些风险导致的负面后果，西方福利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不断强化在社会服务提供中的风险评估与防范。在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社会服务流程上，国家(或政府)越来越重视评估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和专业组织也日益重视在社会服务评估中公民社会自组织、社区和个人的参与，以平衡单一权力结构对评估产生的影响和减少不利后果。规划、服务、管理、监控与资源统筹对实施社会政策十分重要，其间要重视公民的参与和基层公民组织的作用，尽可能减少政府或国家的垄断或强制，以保证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平、透明度和廉洁。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指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中“焦虑”的系谱学，社会进步的实践应建立在不可还原性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与历史的关系，进而发现焦虑与政治学之间的关联，从而找到实践“正义”的辩证法。在诸多领域，由于伦理、技术、知识和社会环境等的限制，社会工作实践频繁遭遇风险，它对社会工作自身的合法性也带来一定的挑战。

3.社会科学的发展演进与社会理论的变迁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人类干预社会问题的专业实践也在不断改进，这也导致了社会理论的变迁。在福利国家里，人们在经历“黄金岁月”的美好日子后，开始逐步进入福利改革的体验轨道，对福利依赖和低下阶层生活方式的批评在保守的政治家那里得到了响应，福利紧缩政治和日益动荡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社会团结的政治基础，也动摇了对贫困者和弱势人群进行积极援助的公共道德认识。在这种环境下，公民社会与慈善组织的复兴对应对新社会风险变得非常关键。今天，在很多国家，政府根据何种需要来确定对社会问题干预的目的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工作在社会中的位置与作用。而这又使得社会工作者不断思考，如何从实践和政策上完善社会行动体系，促进实现再分配政治与社会正义的目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社会工作早期理论基础是松散的和不稳固的，具有明显的外借特征，理论自主性低，有很强的道德意识和医学—心理学倾向。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福利国家的建立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推动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服务的制度化与管理主义实践的发展，社会工作成为社会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以个人治疗实践为基础的临床社会工作向更为技术化的路径转向，行为科学与心理学中的技术理想主导了专业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社会工作者过分专注于个体的心理症状，而忽视了作为弱势人群的生活政治及其产生的后果。在后工业化国家中，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与社会需要的多元化发展，促使社会工作专业从单一的问题导向转为系统修复的实践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制度设计与资源不足的矛盾，其伦理基础也由过去强调受助者的需要转向注重管理者的需要，从根本上面临专业合法性的困境。

在国家福利体系里，社会保险对公民的福祉极其重要。同时，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专门技术，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是，就人类福祉的维持和改善而言，仅仅依赖社会保险体系是不够的。在今天这个风险多样化、人类需要日益丰富以及资本流动与积累变得不可预期的时代里，单纯依靠个别化的治疗和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社会政策手段，很难解决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专业群体要从伦理、理论和实践方法上深入思考知识体系与实践策略的更新与发展。在当代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发展历程中，基本上反映出通融性与专业化两个方向，它既为社会工作确立了实践的分领域的特性，也造成后期整合实践与理论综合的困难。随着社会工作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其理论与实践模式逐步受到本土化和地方化论述的挑战。

总体而言，社会工作理论应该包括价值观体系和伦理理论、描述性理论、解释性理论以及干预理论，它们构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智慧与知识基础。从功能上看，社会工作理论的认识与分析目标主要涵盖以下四部分：第一，受助人群或受助者系统(多样性与危机人群)；第二，社区系统(需要、问题、环境)；第三，机构与社会组织(社会服务机构)；第四，行动与策略(评估、干预与评价)。作为一门满足人类需要和处理人类关系中各种困境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基本的三种能力，即理性思考能力、伦理判断能力和有效行动能力。以上述三方面能力建设为基础的专业实践，将形成社会工作专业的表征，通过它们社会工作得以获得社会承认。而只有通过行动获得证明，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才能在多样性的专业体系中确定稳定的位置。

总结与讨论

半个世纪前，社会工作学者就提出，社会工作专业不仅要从技术层面致力于解决个人的问题，还要从制度层面推动社会改革，围绕人的需要和问题出发的这门助人专业，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社会工作专业在发展进程中试图不断强化其科学知识基础，以提升其专业认同。当代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方面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从现代思潮向后现代思潮的转向。美国学者本·奥卡特(Ben A. Orcutt)指出，一个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应尽可能掌握下列三方面的知识：第一，社会和行为科学的基础理论；第二，社会工作领域的实务理论、原理和价值观；第三，定量和定性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成果。瑞姆(Reamer)在《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社会工作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基础和美学基础，进而论述了社会工作知识所具有的理论传统及其展现出的特性。

作为一种助人的实践，社会工作离不开对人的心理状况和需要的解析，它强调对问题的诊断和心理层面的干预，并在此基础上修复和发展受助对象的人际关系，改善其社会功能，这是社会工作早期的主要目标，也是以医学模式为核心的实践特征。社会工作已日益发展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其实践过程与工作技巧均建立在一套系统和完整的理论知识基础上，而不仅仅依赖个人的工作经验与日常感悟。当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的问题也变得多样化与复杂化，处理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而好的社会工作理论应该符合下列条件：第一，必须符合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伦理；第二，应遵循科学验证；第三，应没有伤害性；第四，符合本土社会的文化情境。由于社会工作实践范围比较宽泛，涉及很多领域和人群，覆盖诸多机构与社会组织，因此，社会工作理论的知识基础也是多元的和宽阔的。在后工业化和福利体制改革时期，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实践倾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内部对“正义”概念的论辩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它将焦点集中在“再分配”与“承认”这对概念上。对社会工作这门学科和专业来说，要在像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大国的发展中确立其地位与发挥其社会影响，其理论基础与实践模式仅仅从满足特定人群的社会服务需要和应对人际关系及社会情境中的问题出发是不够的。按照霍耐特的话说，它们还应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促进实现平等与社会正义的目标提供确实可行的行动框架，使得这些行动不仅具有理性，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为人的道德与伦理关怀，从而最终解决人类理性的不足与历史进步中的碎片化问题。在21世纪，社会工作需要进入一种新的启蒙状态，即对过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做全面的反思。这种反思，按照福柯的话说，首先应表现为社会工作者和专业社群对自我的一种道德姿态。其次，社会工作要从碎片化的专业实践取向中解脱出来，关注以实现正义为目的的社会改革。对中国社会而言，当代社会工作的发展已经成为建立和谐社会关系和促进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专业力量。由于制度、文化、专业学科体系和社会结构等的差异，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将经历不同的道路。

注释(略)

来源：http://cncasw.blog.163.com/blog/static/169137968201372453636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