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八旬独居老婆婆在越秀区家中辞世多日才被发现的消息(详见昨日本版),让社区管理与服务再次成为城中热议焦点。其中,政府每年投入200万元/街、在全市铺开运营了一年多的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家综”)与社工服务更成为不少人的骂声所指:为何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后,在市中心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昨天,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市内多个社工机构和家综中心,发现这场耗资巨大的运动式家综队伍建设,结果竟是三方都不太满意:政府投入了资金却看不到太大成效;市民缴交税款却享受不到太多服务;社工机构自己则慨叹任务繁重、疾呼资金不够。一年多前,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政策出台之际所描绘的美好愿景,似乎并没有真正“变现”,三方的心理落差一时难以调适。 许琛 原因:不被信任+资金太少 社工驻扎社区一年多却难渗入 A社工篇 自2009年成立至今,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已经发展为拥有逾80名员工的社工机构,在市内众多参差不齐的社工机构中,穗星的规模与运营成熟度位居前列。目前,穗星承接了海珠区凤阳街、赤岗街和昌岗街三条街道的家综,其向每条街道投入的社工总数,均超过政府要求的“不少于20人”标配量。然而,虽有3年多的运营经验,旗下的家综也驻扎社区一年多,穗星总干事何俊桦坦言,社工工作开展难度还是很大,社区渗入度仍有限。 社工上门竟然被当骗子 “居民对社工群体不认识、不信任是关键,”何俊桦认为,在“社会工作者”概念未普及的情况下,全面铺开社工工作,是一种运动式的做法。“一些居民以为我们是居委派来的,是政府的人;一些居民以为我们是商业机构,我们提供的免费活动成了他们眼中的商业陷阱;再有一些居民以为我们是义工、志愿者,不应该拿工资。” 何俊桦向记者举了一个典型事例:穗星曾试过有社工在首次上门探望独居老人时,被当骗子反锁在老人家里,“那老人以为我们来骗钱,还报了警,幸好家综这边和专区民警打了招呼,老人才知道是误会一场。” 记者了解到,社工服务人群之所以很有限,原因有二:一方面,社区居民对社工和社工服务认识度不高,从而自动“逃”出服务范围;另一方面社工人手有限,20名社工,即使是服务数百个残障家庭、孤寡老人、困难家庭,已经很吃力,遑论顾及全社区千家万户。 越发感觉200万/年不够用 每年每个街道家综200万元的资助应发挥的效用,与最终服务覆盖情况和效果,在居民内心形成了一定的期望落差。 承接五羊邨东山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家衡社工机构负责人何先生就告诉记者,200万元/年并不多,如不精打细算,根本不够用。而随着人力成本和物价的上涨,200万元正在逐年贬值。 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家综负责人为记者算了笔账:200万政府资助中,每年要收税6%,即12万元;第一年中标费、第二年的评估费4万元;每年水电费约12万元、工会税(人员工资2%)约3万元;还有作为硬指标的督导费用,大约需要20万元,即使不算场地租借、维修费用,一个家综每年要花大约50万元以上的基础支出。而作为“大头”的员工工资则占了120万元至140万元。剩下的资金还要用于组织每年近千个社区活动。而社工机构的运营费用,如办公用品等还没算上…… 何俊桦进一步补充道,由于200万元是分三期付款,即签合同时付一期;年中评估后付一期;年末评估后再付最后一期。然而,由于评估有滞后性,评估完还要等评估报告,然后再等新合同审核、街道财政走程序,拖款两三个月很正常。“现在正值新合同年初期,这两个月我们都要自己垫付工资,40多万元/月啊,拖3个月就要垫付120万元,这样的流动资金对一个中小企业而言已很要命了,更何况我们是非营利机构。” 文/羊城晚报记者何裕华赫子仪 微对话 社工机构负责人:自谋出路是关键 羊城晚报:我以为政府支持社工机构发展,可以为你们免税? 何俊桦:没有。我们一直按商业机构的税收比例缴税,但我们是非营利机构。这个问题我和其他同行也向市民政局反映过,民政局都理解我们的难处,但也说国家税法就如此,他们也没办法。 羊城晚报:那社工机构怎么办? 何俊桦:其实一味埋怨也不是办法,自谋出路是关键。一方面是开发项目向社会募集资金,另一方面,我们还在探索建立实体商业企业来支撑社工机构发展。目前,穗星已经向市民政局申请了一些公共项目,如残障人士创业计划、关爱外来工子女项目、重症患儿家庭社工服务项目等。这些都已获得市批准的募捐许可证,可向社会募资。如果只困在“200万元”、“完成指标”等字眼里,只会是死胡同,不利于整个行业长远发展。 羊城晚报:社会募资成效如何? 何俊桦:老实说,现在还不怎么样。因为,社会对社工机构、慈善团体等非营利机构的运作整体认知还有误区。捐款者总希望每一元都落到受助人身上,如果说,一元里有一毛钱要用来给社工发工资,他就会不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捐助人若亲自带一万元去山区捐助,路费、食宿费、时间和误工成本折合可能就耗费5000元了。 文/羊城晚报记者何裕华赫子仪 目前对社工的评估标准各不相同,学者建议—— 制定统一“考纲”考社工 C破解篇 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雷杰认为,目前社工行业存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一个统一的行业规范。“按理说,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来管理社工行业的责任应由行业协会承担,但目前广州社工行业协会不具备这项功能。”缺乏合理的监管机制,也是近日出现八旬独居老人家中过世多天才被发现暴露的问题。虽然政府对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有“三年一期”、“一年一考”的审核制度,但这些由政府在各区招标的评估机构评估标准却各不相同,而且不完全公开,作为“考生”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拿不到“考纲”,心里怎会有底? 记者特地在广州社区服务网翻阅了各个区的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中期评估报告,发现每个区的评估机构都不一样,评估机构的标准也各不相同。 “同一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在不同区域的家综就要迎合不同区的标准。”雷杰认为合理的做法是由政府制定统一的评估指标,明确家综的理念和导向。 有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民政局已经着手研究制定统一评估指标,届时会邀请专家学者、社工和社工服务使用者一同探讨。 文/羊城晚报记者许琛实习生陈颀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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