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模式”看广州社工发展雏形

yilingche

在目前的中国谈社工的发展模式，不能不提上海和深圳。 　　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2003年11月，上海市禁毒办、上海市社区矫正办、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分别与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等三家社团签订了《政府服务采购合同》，以每个社工4万元的标准，购买社工的社区服务。社团在初期是政府扶持的结果，即为政府办的非政府组织（GONGO），随着社团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逐渐撤离，使其自主运作。该制度具有很强的推动力和执行力，上海社工在短期内得到了很大发展，并成为一个热门专业和职业。但政府的力量过分强大，容易让社团组织产生依赖性，难以形成自主运作的机制。自2003年以来已经近5年了，这些社团的募款、策略管理、公关、策划、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领导、沟通等方面的社会工作行政能力还很欠缺，以致社工的薪酬水平难以提高，社工的专业服务能力也难上台阶，一些优秀的社工慢慢在流失。政府如何退出其强势角色，推动社团的成长和发展，应是当前突破上海社工发展瓶颈的重要环节。
　　2007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城市后，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围绕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的综合性地方文件——“1＋7”文件。其思路是，由社会力量主办社工机构，政府通过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和支持社工组织的发展，即“民间运作、政府购买服务”。深圳建立的社工制度，特别关注社工机构的民间性问题，社工组织的人、财、物与政府切断关系，社工的招聘由社工组织来完成。购买服务的单位按照每名社工每年６万元的价格把钱支付给社工服务机构，社工的工资和福利由社工服务机构参照深圳制定的社工薪酬指导价支付，所以严格说深圳是“购买社工及服务”，购买服务的合同签订后，社工机构派出合适的社工进入到购买服务的单位，开展专业服务。其优点是强调了规范化、制度化，充分发挥了民间组织的力量，民间组织与政府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缺点是民间机构都是在短期培育的，容易夭折或发展成营利性组织。社工零星地分布在各个购买服务的单位中，淹没在传统工作体系中，容易失去专业自主性，社工之间的协作难以有效达成。政府对民间机构的扶持与监督，相关机构对社工认识的提高、工作平台的提供，以及社工之间协同发展机制的形成，将是深圳社工发展需要突破的地方。
　　广州与上海、深圳相比，有自己的独特基础——草根NGO崛起、高校参与、政府支持的多元格局初步形式。草根NGO随着经验的积累、专业能力的提高和政府的支持，正在将社会工作服务理念、方法和技巧发扬光大，他们用项目管理的模式提供服务，很多机构能争取到国际基金会的支持，如汉达、扬爱、慧灵等，目前正在寻求与广州政府的合作；高校社工系的教师以专业为依托合作出资成立民办NGO，如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的社工系分别成立了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在承接政府购买的服务项目。近几年，官方NGO，如广州残联、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单位及下属服务机构积极招聘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促进了观念的转变，提高了服务质量。
　　广州市荔湾区、海珠区均采用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采用了购买服务项目的国际运作模式，即政府将各项服务经过专家的论证进行项目化，每一项服务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问题、内容、目标、受益群体、时间等因素确定为一个项目，并根据项目的大小与难易程度确定一个项目经费数额，单个或者打包发放项目，通过招投标或者其他的方式让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行购买。
　　可以说广州社工的发展是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具有厚积薄发的优势；重视高校社工系的参与，保持其专业自主性；服务项目化管理，可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并与国际接轨。但缺点也明显，缺乏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社工发展比较艰难。广州社工要想开拓出另一种自己的模式，还取决于政府、高校、实务工作者的进一步探索与合作。
　　高校致力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研究，并发挥指导作用，草根NGO与官方NGO要结合各自的优缺点，协同发展。特别是政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广州的民间组织发育、社会服务能力、人才资源都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政府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促进和推动社会工作发展走上规范化、专业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