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北斗星,虽然偶尔也会被批评为搅事份子或压力团体,但其就政府施政失误及社会的不公义现象所作的批判与建议,即使不一定全盘获得政府或舆论认同,但其为弱势社群请命的角色也总会获得肯定,即使社工所采取的手法有时颇为激进,但在以往政治空间狭窄、官大民小、无从问责的年代,巿民是理解甚至认同的。与此同时,很多巿民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过社工的关心及服务,深受他们的热诚及干劲所感动,使他们在无助的劣境中得解燃眉之急、在气馁中得以重新振作、甚至在犯错之后重过新生,可以说,巿民对社工是感激及赞赏的。. D. F1 z, M W% g- t# ~
然而,今天社会对社工似乎多了点又爱又恨的感觉──仍然尊敬她是社会正义的一股力量及清流;却又渐多怪责她只懂批评,没有建设;思想及手法僵化,不懂得妥协;最严厉的,是只顾维护薪酬及利益,服务质素却走下坡,更时有误人累事的事情发生。上述的转变,正说明了社会现时对社工的评价标准,已由是否“神圣”转变为“功利”了,巿民不单要社工头顶有光环,还要他又平又正,多快好省地提供服务。 + o& c9 d1 ?' V7 B 为何有这种转变呢?答案很简单──环境在变。过去的8至10年间,香港社会福利界不断遭受巿场化及管理主义的涮洗,在政府主导下,在神圣不容挑战的「小政府、大社会」、「成本效益至上」、「顾客至上」等潮流口号下,福利机构忙于应付削减资源、服务表现监察、改变津助模式、竞投新服务等“动作”,却渐渐忘记了我们在努力担任「服务提供商」这角色之余,尚有作为社会的批判者、改革者、价值守护者的角色。社工身为社福机构的成员,在不知不觉或身不由己之下,也被这股洪流吞噬,勉力在做足多重交待(服务、财政、行政、专业)之余,再鼓其余热与余勇多做一分,多行一步,为使命及理想而疲累地委身。社福机构需要清醒地反思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甚么?是做正确的事重要,还是把事情做得多、快、省更重要?我们应专注于价格(price)的事、还是看重守护社会公义/价值(Value)的事。在这个追求「表现」、「效益」、讲求「管治」、「问责」的年代,最理想的答案当然是样样俱备、神圣与功利并存。 - K" t5 H6 @" O& Q, D4 c 可惜,在当前机构与员工的精力已所余无几的情况下,这种心态已近乎天真或自欺,甚至无良。可叹的是,这种心态竟也存在于一些机构高层之内而不自觉,更有甚者是为自己能赶上潮流而庆幸甚至引以为荣。一般大众对社福界的环境变迁认识不深,因而单从表面看问题及批评社工是可以谅解的。但身为机构决策层的,实在需要喘定下来,想一想目前的路有否走过了头,是否了解社工疲于奔命的成因,要求社工变身为「万能社工」是否合情理,能否把本来错置的事重新定位?当我们再思社工的角色时,无可避免地一定触及机构的取向,因为社工不能不受制于机构行为而独善其身(除了那些私人执业的社工例外,但私人执业同样要面对私营化/巿场化带来的问题,因非本文论述范围,不在此汇述),机构的决策层须先勇于对管理主义及全盘巿场化说不,才可以与前线社工步伐一致地专心把对的事做对。1 M$ f- A0 H) j" ^* M8 K% T. G- b
当机构回复有所不为(而非无所不为)的「自由身」时,那怕没有为使命肯委身的社工?若说社工是社会改革的先锋,是社会价值的守护者,是优质服务的提供者,那么机构便是她的母亲,机构的方针及行政便是她的力量泉源。机构要把卓越的服务交付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时,勿忘记资源、方法、评估、交代等固然重要,但最重要仍是人才,是同工。服务是为有需要的人而存在,同样,行政管理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要反省社工的角色,但更要反省机构在巿场化洪流中的定位,非政府机构的存在意义,是要我们把持方向,不能随波逐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