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京城的“心理疗伤小组”：从哭到笑到快乐

社工哥哥

2002年11月27日09:31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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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四周的“成长小组”以后，王丽变了。她说，前夫回来的时候，“我心里平静极了，他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街坊。”王丽觉得，当时那40元钱交得太值了。

9 B8 w+ M& j0 I- n( L4 [8 w( _　　从哭到笑到快乐

) W& B. }$ E. T% x　　今年5月的一个星期日，王丽女士根据报纸上刊登的启事走进了首都图书馆礼堂。心理
学者乐平女士在此有个讲座，题目是“如何面对再婚”。讲座结束后，王丽知道北京有个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这个民间机构还有个“方舟家庭中心”，它能帮助像自己这样的单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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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 Z. i. e, {　　隔了一周，王女士将信将疑地走进了“红枫”。在缴了20元会费成为会员以后，“红枫”的工作人员时乐向新来者介绍了“方舟家庭中心”的“成长小组”，并告诉大家参加该小组需要再缴40元钱，离婚后经济拮据的王丽立刻站起来说：“我没钱，参加不了。”时乐很快回应道：“你可以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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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成长小组”走出已经半年的王丽至今想起那天的事还觉得脸上发烫，“我当时那个臊啊，大家都困难，怎么就我喊没钱呢！”她记得当时立即改了口：“我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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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岁的王丽已经离婚两年了，因为没有房子，只能和前夫在原先一套两居室中各占一间。王丽带着女儿住大屋。她始终不能原谅前夫的外遇和无情：“每当他回家，钥匙在门口一响，我的心里就像堵了一团棉花。他一出门，我就盼着他让街上的车撞死。我最理解咬牙切齿的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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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7 Z  S, i/ B$ Z; v( a0 d　　可参加完四周的“成长小组”以后，王丽变了。“现在他回来的时候，我心里平静极了，他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街坊。”王丽觉得，当时那40元钱交得太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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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家庭中心负责人时乐女士介绍：“我们为单亲家庭提供的是公益性和专业化的心理救助服务。”中心成立两年来，已经以“成长小组”的形式使六十多位单亲走出了心理困境。收获颇丰的会员们为方舟编了句类似广告语的话是：哭哭啼啼进来，高高兴兴出去，快快乐乐活着。

, Z* X) f& w* F3 R* w& M　　和记者见面前，王丽刚刚从西单照了一张艺术照片。半米高的照片上，王丽身着绿色的晚礼服，美丽、高贵。她笑着说：“我发现我不比那些明星差。”

, s4 q0 J& ~8 |5 O　　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在小组活动的第一天，心理辅导老师郑宁先生让八个组员手拉手站成一圈，然后把手松开，大家在圈子里走来走去，相互自我介绍。过了一会儿，郑老师喊停，每个人脚都不许走动了，但手要和原先的“邻居”相握并且不能松开。然后，大家开始通过转身、跨越，把位置关系理顺，最后大家发现重新站成一圈，自己虽然不在最初的位置上，但顺序没变。郑老师说：“这就叫解疙瘩，世上没有解不了的疙瘩。”当时王丽想：“我的问题是不是也能解决呢？”1986年，结婚刚四年的王丽被邻居告知，丈夫有了外遇。这时她才明白为什么他老吵着跟自己离婚。王丽一下子蒙了，本来是熟识的路，却越走越远，最后靠问路才在半夜回到家。过了几天，邻居又开始给泪人似的王丽支招：“离婚？别傻了你！给人家腾地方呢你！”于是，为了赌一口气，也为了孩子和面子，王丽和丈夫过了六年吵吵闹闹的日子。六年后，心力交瘁的王丽再也没有力气吵了，两人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冷战。彼此一句话不说，恶狠狠地看着对方，这是家中最常见的景象。王丽的母亲一见到女儿就感叹：“你的皱纹怎么比我还多呢？”

　　两年前，犹豫了14年的王丽终于起诉离婚。由于两人的房子是王丽单位分的，法院告知她：要么给男方一间房子，要么给男方十万元钱，否则婚就离不了。经济并不宽余的王丽只好继续和前夫同进一个家门，同在一个屋檐下居住。“离婚前是他不回家我生气，离婚后是他回家我生气。”王丽说。

　　王丽和其他组员一样，把自己的经历和感觉倾诉出来。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委屈，大家不设防地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伴着大把大把的泪水。“记得当时旁边的餐巾纸用得特别快。”王丽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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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辅导过多个小组的心理咨询员郑宁先生说，哭和笑都具有愈合创伤的功能，宣泄是人自我保护的本能。成长小组因此必须给每个成员提供一种安全感，安全感是建筑在小组的封闭性基础上。“所谓封闭，就是小组一旦形成，不许有新的会员进入，也不许有人退出，辅导老师也是固定的，人员的变动会对人的安全感产生影响。”郑宁说。在小组活动前，辅导员会和每个成员交谈，并约定互相尊重、保守秘密的基本原则。

: G1 w- h( a5 M; r4 ~2 l3 M　　在会员倾诉的过程中，辅导员会引导他们说出自己的家庭背景、整个婚姻历程，像抽丝剥茧一样理出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心理轨迹，然后分析出婚姻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个过程使会员直面创伤，因此很多依靠回避来减轻伤痛的会员会感到非常痛苦。杨女士回忆道：“辅导员一步步地追问，我脸发烧，舌头发直，狼狈不堪，就像被人一件件地脱掉了衣服，最后赤条条地站在别人面前。”

　　郑宁先生说，倾诉必然要触动深层次的创伤。“每个人面对伤痛都有应对的方法，我们逐一点破他们的旧方法，打破他们的旧认识，将原有的信息重新整合，才能得出新的结论，建立新认识。”

　　四年前，高辉女士刚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从死人堆里拉出来”，婚姻就开始亮起了红灯——丈夫有外遇。高女士认为自己为家庭离开了蒸蒸日上的事业，尽心伺候公婆，为给孩子治病几乎都住在医院里了，而丈夫却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一直自信的她觉得这是个致命的打击，心态始终难以平衡。“尽管痛苦，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是理直气壮的，我没犯错误。”高女士说。

　　但是，成长小组让高女士认识到婚姻中自己对前夫的不宽容，“我意识到自己很少顾及丈夫的感受，他曾对母亲说婚后是在侮辱和咒骂中度过的，我曾对此无动于衷。”小组结束时，辅导老师让每个人做自己最想做的一件事，高女士选择了写一封长信给前夫。在信中，她由衷地说了句“对不起”。“婚姻不是一个讲对与错的地方。”高说成长小组让自己走出了一个多年以来认识上的误区。

　　“尽管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婚外情是很多单亲家庭都涉及的问题。”郑宁说。“人们往往在外界找原因，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导致心理不平衡，离异之后长期得不到解脱。事实上，无论主动离婚或被动离婚的一方，之前都可以有所作为，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自己在婚姻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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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2 L8 K/ x& h+ Y4 g　　现在，高女士和前夫已经从当初的互相怨恨变为做朋友，“我的成长也带动了他，女儿在这件事情上受到的伤害已经降低到最小。”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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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命影响生命

$ `: T1 e' b' ?6 n3 ]　　在婚姻中和离异后苦闷了十几年的王丽曾经把同事、家人当作自己的倾诉对象，但后来发现这样做的结果不但痛苦得不到缓解，反而更难受。她跟要好的同事说了自己家的事，结果没过几天，全单位的人都知道了，还为不同的版本争论。“跟父母、姐妹说，最后人家都听烦了，自己也觉得像祥林嫂似的。”王丽只能把话憋在心里。

　　来到“方舟”成长小组，王丽不但把压抑了十几年的话倒出来，而且听别人讲述的时候也开始反思自己。“我怎么跟她一样呢！”这是会员们常见的想法。听着辅导员对别人的分析，自己也加入进去讨论，最后也弄清楚了自己问题的症结所在。高辉说：“别人都是一面面镜子，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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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导老师郑宁说，在小组中，互动和思想的碰撞的价值巨大。目前，来方舟求助的单亲人士以女性为主。“其实，由不同性别组成的小组效果最好，女性非常愿意听男性讲他们的感受，了解异性的想法是大家的愿望。而有观点对立和争论就更有利于成长。”郑宁解释说，男性成员少的原因是，男性自己带孩子的少，危机感不如女性强烈，并且男性不倾向于向社会求助。

　　通过专家的分析，王丽知道自己婚姻失败的一个心理根源是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别人的爱。王丽还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的时候，郑宁老师说：“我们大家和王丽握握手吧。”现在想起来，王丽还为当时那一双双温暖的手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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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临结束的时候，每人发了一张纸条，写上自己最想解决的问题，然后传递给别人，大家在纸条的背面写下自己的建议。王丽说：“这张纸条我一直保留着，一看到它就觉得特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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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命影响生命”是方舟家庭中心的一句座右铭。时乐说：“以小组的形式解决情感、心理问题是目前一种很普遍的方式，成本比一对一小，但效果更好。”据介绍，在香港特区，隶属于社会福利署的几千个服务机构主要应用的方法就是办小组。除了处理婚姻、家庭、心理问题，他们还涉及青少年补习、成人扫盲、人际关系、家政学习等多种服务领域，政府为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是公务员待遇。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大陆的离婚率已高达13%。在过去的20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每年以9%的速度在增长。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北京市离婚率最高的年龄段在35至39岁。随着单亲家庭的逐渐增多，相关的社会问题逐渐凸显，而相比之下整个社会支持系统就显得非常薄弱。

　　目前除了“红枫”开办成长小组，陕西妇联和中华女子学院也有相关的服务。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自知相比于社会的需求力量有限，已经开始专门培训小组辅导员。时乐说：“我们不但要为已经离异的单亲家庭提供帮助，还要面向危机婚姻和即将走进围城的男女，毕竟目前中国人家庭的稳定性正遭受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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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 `$ @3 \2 _0 X　　文章来源：《华声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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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京城的“心理疗伤小组”

　　作者：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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